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多种领域，尤为历史学、文学的研究者所重视。它在历史学科上“补正史之缺”的价值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共识，出版物中，即有以“史料笔记丛刊”命名的；但其文学性质的讨论似尚不充分，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颇有“妾身未分明”之感。我想，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

上海师范大学编纂的《全宋笔记》，是近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其包含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日渐突现出来，引起学界恒久的重视与珍重。

2006年，我参加四川大学召开的《全宋文》（360册）首发式时，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宋代文学的研究者，对《全宋文》的问世有些特殊的感受。宋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文学文本，不外是诗、词、文三者。宋代虽然话本小说、戏曲也很发达，但能确认为宋代的文本，至今留存极少。有了《全宋词》《全宋诗》和现在这部《全宋文》这三大“全”，几乎包括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文本资料。这三大“全”的鼎足而立，将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时间过去了12年，如今我们可以说，有了《全宋笔记》这第四“全”的加盟，从“三足鼎立”到“四维并举”，把宋代文学的直接文本资料，殆已囊括无遗，在宋代文学研究史上树立了难以磨灭的丰碑，促成了文献资料的完整性、互释性和体系化。

笔记在传统目录书中，被列在史部或子部，自有其学理根据。但从今天学科分类架构的角度来看，能否对其身份认同重新作些考虑。此时此刻，我想到两位前辈学者和一部新著。

▲钱锺书在《近代散文钞》的书评中，对笔记“小品文”有过风趣而机智的解说。他认为这种文体“由来远矣”，开始形成于魏晋之世，是“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

一位是钱锺书先生。他一生激赏于“修词机趣”，倾心于“文字游戏三昧”，擅长“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对“文学”的界域具有灵动、宽泛的视野。在《近代散文钞》的书评中，他对笔记“小品文”有过风趣而机智的解说。他说“小品文”这个称谓可与“一品文”或“极品文”相对举，后者“本‘一品当朝’‘官居极品’之意，取其有‘纱帽气’”；而“小品文”当然也有载道说理之作，然其主要特征在于有“格调”，可以名之为“家常体”，“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迥乎不同”。他并认为这种文体“由来远矣”，开始形成于魏晋之世，是“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即我所谓‘家常体’”，举的实例就是《世说新语》等包括笔记在内的作品。也就是说，笔记是“家常体”之一。他还说过一句重要的话，认为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常体，介乎骈散雅俗之间的一种文体，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则将“家常体”和“古文”视作中国古代散体文章中的两大系统，极大地提升笔记小品文的文学地位，具有引人注目的学术启示意义。钱先生的这些观点是符合古代笔记作者的写作初衷的。秦观有部笔记叫《逆旅集》，今已遗佚（否则这套《全宋笔记》可以再增加一种），但他留下一篇序文，交代其书好丑兼存，随机而述，不求永久，与“君子之书”有异，也非“缙绅先生之事”，最后总结他作笔记的原则是：“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淮海集》卷三九），与钱先生所说的“介乎雅俗之间”“不衫不履”“自在萧闲”，旨趣是一致的。

▲吕叔湘在其《笔记文选读》的自序中提出，笔记文“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

另一位是吕叔湘先生。这位语言学前辈有部不起眼的小书，就是《笔记文选读》。此书是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国文杂志》1943年陆续刊登，选了九种笔记，宋人占了七种。吕先生作此书的初衷是为中学生提供文言文阅读的参考书，因而语文学的知识介绍自是它的重要内容；但处处贯串着文学评赏和分析，不妨说，“文学视野中的笔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叶先生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中说：“文言之中专选笔记，笔记之中又专选写人情，述物理，记一时的谐谑，叙一地之风土，那些跟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为的是内容富于兴味，风格又比较朴直而自然，希望读者能完全消化，真实得到营养。”后来由文光书店正式结集出版时，吕叔湘先生增写了一篇自序，几乎一字不改地暗引了叶先生的这个概括：“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只是把叶氏所说的“那些跟”改成“多半是”，稍稍做了些限制；但紧接着加了一句：“似乎也有几分统一性。随笔之文也似乎本来以此类为正体。”叶先生的这个概括，源自李肇《国史补》的自序：“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但六项中删去了“辨疑惑”“示劝戒”两项，把“纪事实”改为“写人情”，突出人、物、时、地四端，特色是“富于兴味”，文风是“朴直而自然”，更贴紧了文学的内涵和功能。吕先生对此不仅完全认同，还进一步指明此乃这类笔记文的“统一性”所在，而且提到“正体”的高度。对于笔记的这种全局性、整体性的评价，尚不多见，是尤应重视的。

在吕先生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中，文学视野是一以贯之的。其作家总评和与众不同的专设“讨论”一栏中，要言不烦而精彩纷呈，往往在个别问题的点评中，蕴含重大的文学命题和课题。与钱先生论“家常体”起始于《世说新语》相呼应，吕先生此选亦以《世说新语》开篇，推崇此书记人“盖善于即事见人，所谓传神阿堵者”，“今世言文学，尚性格之描绘，是则此书固宜膺上选也”，径直置于文学范围中予以论述，而“即事见人”“传神阿堵”数语，准确地道出笔记记人手法的文学特点。他论及苏轼，“坡公策论，旧为学文者所宗；时移风变，转觉信手拈来者为有意境有性情，胜彼辩士常谈多多许也”，注重于笔记的随手而成、脱口而出却具“意境”“性情”的特性，击中要害。又说东坡《志林》：“实开晚明小品一派”，“或直抒所怀，或因事见理，处处有一东坡，其为人，其哲学，皆豁然呈现；与本编前后诸家随笔皆不侔，当另换一副眼光读之。”评赏中着意于对象的个性，突现“这一个”。他对作家的总评又能与其具体作品的评析结合起来，如评《记承天寺夜游》：“此篇寥寥数十字，而闲适之情毕见，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更见含蓄，此则诗与文不同也。”又对东坡自称“闲人”，作了大段警策的阐说，不啻是中规中矩的文学评论。他在全书评论中，又多前后照应、彼此互阐之妙。如论及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放翁才情豪放，倾注于诗……出其馀渖，为笔记文，亦清简可喜”；其笔记文的特点，“记人不求传神”，有别于《世说新语》；“记事不穷考据”，则异于《梦溪笔谈》，然而“信笔数语，自饶逸趣，盖初非刻意为书，亦犹是诗人气分也”。此从诗文一脉相承处着眼，而他评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与陶诗相较，则从诗文不同处落笔，各臻其妙，表达了吕先生独到的文学见解。

限于本书的性质，吕先生的评论大都点到为止，不暇展开，但已指明路径，对于笔记文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作了示范性的导引，留待后辈循此精进，深入堂奥，以求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史》的诞生。

想到的一部新著是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宋人轶事汇编》。这部“汇编”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宋人笔记。在一次有关“笔记”的学术会议上，有位先生说过，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叙，“正史以骨骼，笔记以血肉”，我深以为然。从人物传记而言，正史中的纪传、各类墓志铭等碑版文字和记人为主的笔记文，三者的文学蕴含、审美愉悦和情感投入程度，表现出逐次递增的趋势。隔代修史，《宋史》为元人所修，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政府行为，它的纪传是表达朝廷意志的盖棺论定，立言审慎，叙次合规，大都选取生平履历、立朝大节、重要宦迹等，人物面相单一，史臣以“客观”“可信”为鹄的。笔记写人的手法是“即事见人”，重在轶事，通过种种日常而又含趣味的“轶事”来展示人物的心灵；重在“细节”，用素描式的三言两语来“传神阿堵”。试读《宋史》中的苏轼本传、苏辙所作乃兄的墓志铭及《宋人轶事汇编》中378条苏轼“轶事”，完全是三种不同的苏轼形象。直到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东坡，大都得益于宋人笔记所形塑。我们曾经说过，“如果要欣赏宋人风度，体味宋人情怀，感受宋人的雅致生活与书卷气息，《宋人轶事汇编》恐怕比《宋史》更为合适”。把此书当作文学书来读，似不为过。《拗相公》就是联缀诸多宋人笔记材料而成的一篇话本小说，毫无悬念地进入文学之林。

前面所说的“四大全”，其文学性质是并不完全等同的。由于诗词在形式体制上的明确规定，《全宋诗》《全宋词》作为文学文本的直接文献，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坏诗烂词，仍是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对象。《全宋文》中的18万篇作品就不能全部阑入文学史的论述对象，大多数诏诰等官方文字很少有文学因子。笔记情况也与之相类。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多种领域，尤为历史学、文学的研究者所重视。它在历史学科上“补正史之缺”的价值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共识，出版物中，即有以“史料笔记丛刊”命名的；但其文学性质的讨论似尚不充分，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颇有“妾身未分明”之感。我想，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史记》是历史书，但鲁迅评为“无韵之《离骚》”，毛泽东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似可兼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宋笔记》也可被视作泛文学文本或亚文学文本的文献集成，以纠正文章（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中长期边缘化的缺憾。

《全宋笔记》必将是一部“长命书”，成为宋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一部大型文献整理典籍的出版，往往能促成一项专门学科或专题研究的建立与发展，切实解决学术难点，推动学科走向层次更深、水平更高的方向。对于《全宋笔记》的问世，我们也满怀期待。

作者：王水照（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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