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知识类杂志的历史影响力毋庸置疑，但我们对于杂志的编辑组织架构依然知之甚少。且来看看20世纪欧洲杂志界杰出编辑的观点吧。马修·菲尔波特（Matthew Philpotts）认为：杂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魅力，还在于强大的编辑集体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图为Gabriele Münter的作品Women in ThoughtⅡ，1928.

英国《时尚》（Vogue）杂志的前编辑亚历山德拉·舒尔曼（Alexandra Schulman）在离开任职25年的编辑岗位6个月后，曾于2017岁末简单谈及对于“卓越杂志编辑的品质”这一话题的看法：编辑的工作“对那些不愿意投入时间的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份好工作”，亦不符合“时尚杂志编辑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拍摄时装和结交名人”这种幻想。舒尔曼的一席话被解读为对其继任爱德华·恩尼福尔（Edward Enninful）的直率批评。

舒尔曼曾提出有关编辑本人性格和编辑风格的合理性问题。她发现，没有什么比杂志编辑交接班更具风险性的事了，毕竟这是一个要求严苛而举足轻重的职位，用她自己的话来描述，交接班“好比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抚养”。这就关涉个人、编辑角色和杂志制度精神的认同程度，即分离是有代价的，当个人习惯长期浸润于组织习惯，“重获新生”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有的人来说，这种分离是不可能的。2017年，传奇的《纽约书评》初创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离开了工作岗位——他过世了，这或许是他从编辑位置上退休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正如《纽约时报》的讣闻中所言，西尔弗斯“无法从他编辑的刊物中抽离，反之亦然”，他“近乎传教士般的热情”使他一定要亲自“实现《书评》的神秘感”。

编辑的角色其实拥有各种非凡素质，在长期编读往来中，完美对接了各种作者的需求。作者的文字和最终的出版成品之间，有许多需要编辑来填补的漏洞，甚至，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编辑的功能”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作者的功能”。天真的读者才会认为，一份杂志的运行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挑战、环环相套的问题是可以由一个天赋异禀或装备精良的个体独立完成的。事实上，具体的操作有哪些，需要的才能有多少，都无法清晰明确地予以界定罗列——这就是围绕编辑实践的神话，至少在文学圈和知识界的情况是这样的。

简单来说，编辑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要回到舒尔曼的问题上来：是什么成就了卓越的编辑？

这些问题正是我近两年来一直在关注的，我查阅了上世纪法语、德语和英语世界20多个文学知识类期刊——从1890年代萨缪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创办的《新评论报》（Die neue Rundschau）和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创办的《火炬》（Die Fackel），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编辑的妇女解放运动杂志。那么，在这近200位编辑的个体实践中，我能学习到什么呢？接着我将拈出七位有关编辑实践的观点予以介绍，要皆关涉多元性这一核心思想，这也是所有编辑实践的主要特征。

1、以多种风格和模式编辑

我搜集的资料中，最著名的三位编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标准》[The Criterion]，1922—1939),托马斯·曼（《质量和价值》[Mass und Wert]， 1937—1940)以及保罗·萨特（《现代》[Les Tem ps Modernes]，1945—1980）——他们都曾处于不同形式的编辑身份中。艾略特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编辑，他既是唯一一位正式负责编辑工作各个方面的人，也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经历刊物整个运转过程的人。在《标准》发行之初，艾略特是没有薪水的，他的生活来源依然是在劳埃德银行全职工作的收入，必须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期的时间来当编辑。他表现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非专业的编辑风格，这种风格也渗入他私人生活的领域。萨特编《现代》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从策划到创建都有赖于集体智慧。初创团队包括同时代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以及政治记者艾伯特·奥利维亚（Albert Ollivier）和受人尊重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e）编辑让·波扬（Jean Paulhan），而萨特甚至不是其中的主导力量。托马斯·曼的状态介于以上两者之间，他采用一种与他人联合编辑的方式，两位搭档分别是相当于发行人的康拉德·法尔克（Konrad Falke）和担任执行主编的费迪南德·利昂（Ferdinand Lion）。

不同出版物的不同编辑形式让我们见识了各种编辑风格，这是刊物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编辑自身不同个人轨迹的体现。举个例子，从1930年出版的9种德语期刊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编辑风格：“主持人”萨缪尔·费舍尔、“表演者”卡尔·克劳斯、“投机者”马丁·拉什齐（Martin Raschke）、“参与策划的”马丁·博德莫尔（Martin Bodmer）、“殉道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服从的”鲁道夫·凯瑟（Rudolf Kayser）、“不服从的”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传奇编辑”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森（Siegfried Jacobsohn）、“指导者”奥斯卡·比耶（Oscar Bie）、“内向的”赫伯特·施泰纳（Herbert Steiner）、“远离潮流的”赫尔瓦特·瓦登（Herwarth Walden）和“中间人”威利·哈斯（Willy Haas）。

2、多样化实践避免单一话语

如果说，大体而言《质量和价值》《标准》《现代》的编辑工作方式可以区分为独立编辑、集体编辑、合作编辑，那么具体到实践中，其实情况要更为复杂多变。一方面，这些“作者型编辑”想要贯彻自身在专业领域的权威并主导杂志方向，托马斯·曼和萨特在各自创刊号上发表的宣言就对此直言不讳。这就意味着，这几种看似形式不同的编辑分工实际上是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建构的，即编辑本人对刊物有充分权威。对托马斯·曼来说，法尔克不过是个名义上的合作伙伴，而利昂资历尚浅，几乎完全遵从他给出的大方向以及涉猎广泛的选题趣味。而萨特的集体编辑团队中，大多数人比如阿隆、保波扬和奥利维亚，很快被边缘化了，核心团队只剩下萨特、波伏娃、雷里斯和梅洛-庞蒂四人小组。1953年梅洛-庞蒂去世，此后的《现代》毫无疑问地成就了萨特的个人美名——尽管每位曾参与其中的人都作出了贡献。

现实中的不同还有其他情形。比如，艾略特在《标准》编辑部里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仰赖的众人包括提供经济资助如罗瑟梅尔夫人，知己亲朋如斯科菲尔德·泰尔（Scofield Thayer）、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妻子薇薇安，出版社商理查德·科布登-桑德森（Richard Cobden-Sanderson）和杰弗里·费伯（Geoffrey Faber），以及各种 会议、书店等场合提供的社交圈。托马斯·曼的境况庶几如是：全力支持的金主、社交圈的诤友、妻子凯蒂娅的支持，更不用说媒体评论人让·斯伦贝谢（Jean Schlumberger）和出版商埃米尔·奥普雷切（Emil Oprecht）无私的帮助了。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出版商对于编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艾略特的《标准》后来投身费伯，不仅获得更多财力物力支持，还成功介入了伦敦的文学圈和社交网络。同样，《现代》1945年在巴黎时，通过出版社扩大了社交网。编辑们左右逢源借力办刊，早就超越了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3、出色的编辑需要多种能力

编辑的综合能力至少包括四方面。第一，战略能力：界定出版物的核心精神和愿景，并予以阐明，同时需要一定的领导力和冒险精神。这些取决于编辑本人对其所处领域的敏锐嗅觉和该刊物在圈子里的定位。第二，社交能力：需要理解并引导刊物逐渐成为一个沟通平台；能建立和维持必要的人际关系，包括与编辑团队、全体员工、作者，以及投资人、读者和评论者之间的正常往来；最关键的是吸引和培养人才。第三，专业能力，包括征集和修改稿件所需的基本知识，以及选稿和编排每期刊物的统筹能力。第四，常被忽视的管理能力，包括组织和管理编辑部，关注案头工作和维护编读往来中的各项细节，保障刊物有足够经费稳定运行。

▲女性杂志《肋骨》的编辑人员，由MartinWard摄于1974年。图片来源：英国图书馆

4、当然离不开集体努力

既然出色的编辑需要相当广泛的才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聚集各领域的人才，开门办刊。对“编辑”的研究其实也应该转向“编辑关系”或“编辑行为”的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杂志Auf（维也纳），《勇气》（Courage，柏林 ）以及《肋骨》（Spare Rib，伦敦），是用来佐证编辑的自觉意识的三个最佳例子。仅看这三本杂志上署名的编辑名单，在他们创办的头十年里，总共有150个编辑。当然，这种集体工作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这三份杂志都存在纵向或横向的割裂问题。例如，《勇气》的设计团队与内容团队之间就存在分歧。集体编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意见纷至，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上，随之而来的冲突和危机最终可能导致出版物的终结。这三个刊物的资金来源不稳定，并且放弃了传统的广告收入，在这样的情形下，它们取得的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刊物寿命长，内容也多有创新，影响力不可小觑。

这三个杂志都有独特的连续性和自我更新，例如，《肋骨》的部分编辑只是短暂参与——其中15位编辑参与了不到10期，有的持久些——12位编辑持续工作了4年，也就是参与了48期。长期编辑人数虽少，但他们为整个编辑流程提供了经验支撑。

5、单一编辑仍然是主导形式

纵览这么多的编辑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趋势是，编辑的实现形式变得越来越有个性。这也正是20世纪最成功的三位文学编辑的共同特点，每一位都长期主持了一个出版物，并牢牢扎根于其母公司：布鲁斯·里士满编辑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对其母报《泰晤士报》做了大量补充；让·波扬在NRF担任编辑“秘书”；彼得·苏尔卡普于1930年入幕出版商兼东家萨缪尔·费舍尔的公司，为他编辑《新评论家》。

这三位编辑的名声都低于出版物的名声，他们长期默默奉献于岗位上，首先都是细心敏锐的读者，且善于调节供稿人的需求。当三个人声名鹊起，并超过了刊物的名声时，他们的工作风格越来越独断。三人通过编辑工作，前所未有地实现了自我价值，主编身份所带来的光环，进一步塑造了他们在工作中的主导风格。

米歇尔·福柯曾经反思作者受主流观点影响下的焦虑，他在谈到“言论的秩序”时说：“我认为一个人开始写作了，就把作者的职责担负在肩，他的写作方式是由作者的职责规定的，因为他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他需要做出改变。”编辑也应作如是反思，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具体的编辑实践不应受限于所谓传统的、主流的固有模式。

显而易见，尽管20世纪文学知识杂志的最初的编辑模式还很多样化，而后来都不约而同受到了主流观念影响——以个人魅力和男性主义主导的独立编辑为主。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身处“一人主编制”大环境下的德国文学领域编辑已经开始重视自我意识，这个时代的杰出编辑有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lian Harden，Die Zukunft,1892—1922）、卡尔·克 劳斯（Die Fackel,1899—1936）、赫尔瓦特·瓦登（Der Sturm,1910—1932）等。1925年，当威利·哈斯接受恩斯特·罗哈特（Ernst Rowohlt）的邀请，开始帮助他编辑一个新的柏林文学周刊《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 Welt）时，他也同样置身于现代化、专业化、各司其职的编校体系中。两年以后，他收购了罗哈特的股份，转而贯彻另一种极富魅力的编辑风格，这归功于他过去在维也纳时的偶像克劳斯。

6、好编辑应该兼具多重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哈斯不仅学习并模仿了克劳斯的经验，同时也有新的突破。哈斯并不以创作天赋见长，他或许应该被称为卓越的中间人或经纪人。这种形象可从他的各种绰号中窥得一斑：警惕时代变迁的“见证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伟大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世界文学的“经纪人和守护者”、西方传统的重要“守护者”和“中间人”……这是哈斯开创的新形态。哈斯之外，为人称道者还有文学经纪人保罗汉，以及兼具文学素养与市场嗅觉的苏尔卡普。在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场域中，这些都是典型的“双重人物”。就像画廊总监或出版商一样，编辑必须综合其知识领域的内外，把“完全矛盾的取向”结合起来。

像哈斯、波扬、苏尔卡普这些出色的编辑，他们并不完全负责全部具体而微的编辑职能，心力更多付诸有效人际关系的维护上，这需要具备前述四大能力——专业品位是必要的，操作能力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可或缺，要懂得如何把刊物包装得好看，也要持有中介和经纪人的自觉，将出版商的社交网络聚集及在一起——总之，从整体上为刊物的未来负责。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好的编辑应该是个戏路宽广的“复合型演员”，用伯纳德·拉合尔（Bernard Lahire）的话讲：首先在其广泛的社交活动中锤炼不同的素质和性情，然后根据所处的具体环境予以发挥或隐藏。

7、成功的编辑离不开多元的社会环境

在萨特、艾略特和托马斯·曼之间，谁是最出色、整体最优的编辑，而谁是有所欠缺的，一目了然。萨特对日复一日的编辑日常不感兴趣，他沉迷于编辑角色带来的魅力，只做战略策划工作，他是一个比较局限的编辑。艾略特要全面得多。诗歌评论方面的深耕，从劳埃德银行到费伯，他的专业学习和工作经历使他获得了应对自如的才情，他无疑是最全面的。而刊物成功与否显然未必反映编辑个人的素质。在费伯入股之前，《标准》几近破产；萨特的《现代》却在寿命和声誉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再看看托马斯·曼，在日常编辑中付出了大量精力，但还是不能阻止 《质量与价值》在三年后的惨败。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群策群力的重要性：波伏娃孜孜不倦的努力、雷里斯的文学品味和梅洛-庞蒂的管理能力，缺一不可，否则哪来萨特的稳坐钓鱼台。一份刊物能走多远，首要因素不在于编辑的技巧或能力，而在于其存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不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末，托马斯·曼流亡瑞士，编辑团队和供稿人网络四分五裂，读者星散，不管编辑自身能力几何，《质量与价值》都很难有成功机会。相反，1945年的巴黎百废待兴，正是新文学杂志欣欣向荣的沃土。编辑部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法国首都智识阶层密集、人们对全新文化时代充满渴望的有利条件，成就了自身的光辉岁月。请让我再次强调：刊物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离不开时代的丰饶和多元程度。

编辑工作似乎总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编辑的本质乃是多元的、社会性的，拒绝陷于单一；另一方面，编辑这一具体的角色仍须占主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编辑本人对出版物的影响和承担的各种责任，直接决定了刊物的定位。舒尔曼之于《时尚》杂志的案例，不仅能在文学圈和知识界，也能在更普遍、更商业的领域找到相似的影子。尽管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舒尔曼对英国版《时尚》的出版和策划几乎是全权负责的。从社会学视角看，对编辑行业的研究坚持揭示并承认这项工作的多元性，同时也必须承认制约这种多元性的反作用力的意义。个人的多元性格、刊物的单一组织架构、刊物所处领域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几方面因素必然会相遇并冲撞——这样的狭路相逢正是编辑研究的关切所在。

（本文选译自Mathew Philpotts刊发于EUROZINE上的文章 “What makes a great magazine editor？ ”）

作者：Mathew Philpotts

编译：薛晓倩

校对：高矅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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