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雷蒙·格斯和他的《改变主题》（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

1970年代，雷蒙·格斯（Raymond Geuss）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强大哲学系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年轻同事。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罗蒂是个中产阶级的纽约人，他有一种粗率的概括天赋，而格斯则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工薪阶层，是个吹毛求疵的学者诗人。但他们都致力于左翼政治，而且都拒绝一项主流观点：所谓哲学是一门统一的学科、以庄严的方式向绝对知识迈进。有一段时间，罗蒂和格斯差不多可说是普林斯顿坏小子二人组。

哲学体系谴责像罗蒂和格斯这样的相对主义者，这样的人决意要破坏真理和谬误之间的神圣区别。但他们为自己辩护说，即使有万能的终极真理这么个东西，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自己是“透视主义者”（perspectivists）或“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s）而不是相对主义者，并相信——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哲学需要“给历史找个角色”。

在2007年罗蒂去世时，格斯发表了一篇优美的悼词，他在其中回忆了一个“密谋时刻”，当时他的这位同伙透露了一项名为“现代哲学的另类历史”的本科课程计划——罗蒂打算在自己的讲课中加入一些被认为是次要角色的人物，比如拉摩斯（Petrus Ramus）、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而洛克、莱布尼兹和休谟这些经典大佬，还有笛卡尔（罗蒂恨得不得了）或康德（格斯恨得不得了）这样彻头彻尾的可恶人物，要被排除在外。

但是，这项“另类历史”课程不了了之。根据格斯的说法，罗蒂怪罪普林斯顿大学的“思想警察”，又称“指导委员会”。不过，40年过去了，格斯的最新著作可被视为罗蒂这项计划的达成。

《改变主题》通过书写12位打破俗见的思想家来叙述哲学史。榜上有名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卢克莱修、奥古斯丁、蒙田、霍布斯、黑格尔、尼采、卢卡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阿多诺——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和康德甚至都没被列入索引。这场“节目”又严谨又活泼，正如格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表演都以一种娱乐的精神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他选择的这12位哲学家中，格斯似乎最亲近卢克莱修，卢克莱修鄙视宗教（尽管宗教一词在当时的意义相当不同），他认为世界没有道德目标，对我们的存在完全漠不关心。霍布斯的地位也很高：他创造了“国家”这一概念，作为政治主权的运行轨道，并视之为对所谓“自然权利”或“共同的善”等原则毫不在意的“人为建构”。格斯认为黑格尔是霍布斯的好徒弟，因为他避免了试图将世界运行规律“正当化”，从而给尼采对服务于自我的“真理讲述”和“真实性”理念的强烈抨击开了条道。强调这些人物，令哲学显得几近一场战役，对抗迷惑我们智性的道德感伤。

对抗这种迷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格斯在写20世纪美学家阿多诺的章节中描绘了其中一种。你可能会说，阿多诺鄙视庸众的愚蠢，表现出了知性洁癖，或是对不纯洁表现出了柏拉图主义式的厌恶。他在蒙田身上找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替代选项——蒙田无意纠正人类的愚蠢行为，却“摆脱了所有这些病态”。

格斯自己也有点像个洁癖患者，这似乎就是为什么他没能与他在普林斯顿的老战友结成持久的联盟。他记得有一次，罗蒂告诉他，他从伽达默尔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伽达默尔把人类的整个存在视为一场巨大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应该尽量把每个人包括在内，甚至包括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格斯试图让罗蒂相信，伽达默尔是“一个反动的、夸夸其谈的人”，但罗蒂继续他的方式：他开始半开玩笑地自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并开始启用一些老概念来讨论政治问题，比如“人权”、“民主”、“私人生活”，甚至“爱国主义”。他不认为这类词汇有任何理论依据，但发现它们有助于拓展会话圈子。另一方面，格斯谴责它们是“不可救药的胡言乱语”和“毫无根据的幻想，把自己呈现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他对罗蒂的笑话不感兴趣，觉得他的粗率难以原谅。

格斯总结道，哲学已死：他说，其生命迹象在大约40年前就已经消失，过去的激情、创造力已经被尽职尽责的唱诵和历史重立所取代。但这本令人振奋、平易近人的书恰恰证明，他对自己撒了个谎，哲学还健在。

（编译自“Philosophy is dead：Jonathan Rée considers the verdict from a ‘bad boy’of the discipline”，TLS，2018.6.20）

编译：黎文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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