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希克·巴苏（KaushikBasu），印度裔经济学家，曾在印度从事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和国际研究C.Mark讲席教授。2009年12月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任期两年半。2012年9月—2016年9月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

“在20世纪70—90年代，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告诉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开放、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是多么重要，然而现在是中国、印度等国家来要求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巴苏说，“因此，当我听到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对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等都是一个重要且及时的提醒。”

近日，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受邀来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表题为《当下的全球性挑战：技术、劳动力与全球化》的演讲。他指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新危机，我们需要寻求一场观念和思想上的革命来应对——“很多人担心，技术的发展会取代一大部分工作。而我的想法是，我巴不得它们替换掉大部分无聊的、重复性的工作，但问题在于，因技术进步取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利润不能仅仅进入少数人的口袋，而应由全民所共享。

多年来，这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2009年12月，与印度总理辛格35分钟的交谈，让巴苏决定接受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在这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巴苏参与了印度新一轮加速增长的政策制定。而后，他又被世界银行聘为首席经济学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这些参与实际政策制定的经历，让巴苏的经济学思考不是孤悬于思维实验中的逻辑推演，而能够直面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观念转变的重要性

巴苏谈到了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美国的反垄断法，另一个则是工业革命。1890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即《谢尔曼法》。该法案设立的最初目的是防止垄断，要求同一行业中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企业来形成相互竞争。该法案是基于这样的经济模型：在同一个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司越多，消费者越能以接近成本的价格购买到同样的商品。但人们后来发现，该法案的一大问题是会使美国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降低。于是，到了1918年，《出口贸易法》应运而生，当商品只用于出口，仅仅面向国际市场时，是可以让国内的这些企业进行整合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形成托拉斯（垄断）的。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巴苏

在巴苏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垄断形式与过去《谢尔曼法》颁布时的存在天壤之别，“如果说以前市场上有100家不同的汽车企业，但现在这100家只生产汽车的某一个零部件。”巴苏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分拆”模式反而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垄断，商品的价格会更高，而能接触到这类产品的消费者反而会更加少。这意味着《谢尔曼法》在今天已经失效了，现在已经不是由一个企业生产完整的同类商品，生产的纵向分拆（外包）使得公司越多，垄断则更严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天我们要防止垄断，为社会谋求更多福利，需要更新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关键不是在于要保证多少数量企业的竞争，而是要确保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润不是被少数的技术所有者占有，那些被技术所替代的劳工们也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红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苏提及了美国经济学家马丁·魏茨曼在1984年提出的“分享经济学”，借助魏茨曼的主张他指出，为了防止垄断和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反托拉斯法应该变成有关持股（share-holding）的法律，让利润由全民共享——“反垄断法应该被取消，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共享经济下，虽然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但可以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享受更高的福利。”这一想法固然美好，但如何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法律予以落实？在巴苏看来，这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他认为许多国家的“渐进式税收”就是非常好的尝试，但具体的细节如何落实，需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同努力。尽管具体的措施亟待完善，巴苏仍然强调观念转变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他以工业革命为例：“在研究童工问题时，我特别考察了工业革命时期有关童工的历史资料，发现当时英国童工的比例特别高，但那时使用儿童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纺织厂要引进一批机器，号称一台机器能替代好几个工人的工作量，并且只需要几个6岁的孩子就可以操作，许多人很认真地追问‘真的6岁的孩子也会操作吗’，可见当时即便是6岁的孩子工作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他还提到：“那时童工每天工作14小时是常态，议会在举行听证会时问一名儿童‘你每天工作这么久有没有累倒’，对方说‘我每天工作完就会有这种感觉，有时甚至走着走着就摔倒在路上’。”正是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举行的听证会，英国关于保护童工的相关政策法规才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而这一过程中人们才慢慢意识到雇佣童工原来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才使得后来英国的童工比例快速下降。

“所以，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所经历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变革，在思想上的革命程度也是非常剧烈的。而现在，我们也需要一场这样的革命。有些想

法必须先提出来，才有去实现的可能性。”巴苏这样说。

普通人的“信念”

美国《谢尔曼法》的失败表明，在新的历史图景下，有一些法律需要被人们重新思考，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智识上，必须有新的概念和方法来应对危机。这也是巴苏在他今年6月出版的新书《信念共和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回答的问题——是什么让法律有效力而不只是一纸空文？他给出的答案是社会大众的“信念”（belief）。巴苏说，“事实上，最重要的，不过是普通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琐事的信念和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信念共和国的公民。”这个想法构成了他新的法律和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他称之为“焦点法”）。在他看来，法律就是一个焦点，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

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第二年，巴苏根据他在印度的从政经历完成了《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书，呼吁更多人意识到发展的非经济驱动因素（例如社会规范、国民经济状态和制度基础）的重要性。而在新书中，他进一步强调，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社会大众的思考方式和他们的信念对于决定一个国家的运作方式来说有多么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如何动员这些普通人的信念。

▲考希克·巴苏《政策制定的艺术》（中信出版集团，2016）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苏提出“利润由全民共享”来应对反全球化情绪，也是在为社会大众注入一种新的“信念”。巴苏强调：“当今世界的重大任务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解决贫困问题和控制社会不平等。如果我们不想要一个不人道的世界，并希望遏制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地区发生的政治冲突，我们必须将控制不平等同经济增长一起视为优先事项。”

如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此次中国之行，是巴苏第一次来到上海，他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而感到震撼。在“如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一问题上，巴苏也非常看好中国，他认为中国能够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危机、抵制西方的保护主义中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在20世纪70—90年代，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告诉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开放、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是多么重要，然而现在是中国、印度等国家来要求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巴苏说，“因此，当我听到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对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等都是一个重要且及时的提醒。”

7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南非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题为《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的讲话中提出，“金砖国家要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要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这些掷地有声的金句，与巴苏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期望不谋而合。巴苏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应当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推动西方国家的闭门政策变得更加软化和更加开放，促进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巴苏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世界的保护主义以及国际间缺乏合作，是二战爆发的原因之一。科技可以推动人类进步，也可以使人类后退，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我们也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由于技术的进步，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将继续下降，这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青年失业率，并导致全世界的工资占GDP比例都在下降。”巴苏说：“我听说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关于分享利润的理论，我希望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进一步发展，并帮助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分享给所有人。”

作者：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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