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指挥民众抗战歌曲歌咏活动

上海抗战歌曲兴起于 “九一八”事变之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在上海地区的传播呈现繁荣。同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在上海地区的传播渐趋衰落。

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以萧友梅、黄自、周淑安、青主、应尚能、吴伯超、朱英、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等为代表的上海国立音专师生；一是深受“五四”以来左翼革命文化传统影响的音乐家，如聂耳、田汉、冼星海、张曙、任光、吕骥、贺绿汀、光未然等。1930年代，无论是上海国立音专师生所代表的“学院派”群体，还是左翼革命文化传统影响下的音乐家群体，上海音乐家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都能够超越种种隔膜与分野，投身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之中。

上海抗战歌曲大多采用进行曲的形式，雄劲刚健的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节奏等进行曲的基本特点，与歌词中常常出现的“中华”“河山”“长城”“国土”“前线”“巨浪”“热血”“号角”“炮火”“怒吼”等文字意符激发心灵震撼；上海抗战歌曲亦不乏抒情类，以较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来表现民族危亡的情境下山河家国等图景，如1933年安娥、聂耳创作的 《卖报歌》，1935年田汉、聂耳创作的《告别南洋》，1937年田汉、贺绿汀创作的 《四季歌》《天涯歌女》等。上海抗战歌曲能正确把握西方先进音乐技术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平衡。

上海抗战歌曲充满革命性与时代性。第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罪行。1935年，许幸之、聂耳创作了《铁蹄下的歌女》：“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打的遍体鳞伤！”1937年，潘孑农、刘雪庵创作了《长城谣》，讲述日军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与人民被迫流亡的苦难：“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第二，反对妥协投降。“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胡然、江定仙创作《打杀汉奸》，该歌曲旋律有力果断，歌词表意清晰：“汉奸是心腹的大患！不肃清自己的阵线，怎救得当前的国难！”用复句表达中华民族“打杀汉奸”的心声。第三，动员大众坚持抗战。《抗敌歌》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指出：“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雄浑激昂，“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第四，讴歌抗日战场英雄。1937年，麦新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该歌曲原副标题即为 “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1937年，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学生夏之秋与诗人桂涛声合作创作了 “像是从心底自然地涌现出来”的《歌八百壮士》。

1930年代，以音乐家为主体的上海各界人民紧密结合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形式传播上海抗战歌曲，让其传得开、唱得响。

书刊是上海抗战歌曲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1931年，上海国立音专就编辑出版《乐艺》《音乐杂志》《音乐周刊》等杂志，这些杂志几乎每期都登载上海国立音专师生创作的抗战歌曲。1935年，上海《电通画报》第 1期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乐谱,该乐谱以万里长城作为背景图案，上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自1934年以来，上海陆续出版了许多抗战歌曲集。其中麦新、孟波编《大众歌声》，该书汇集包括《国际歌》在内的抗战歌曲80多首，再版达4次；周巍峙、孙师毅合编了《中国呼声集》，爱国主义者李公朴在序言中将该书称作为“极端需要的一册大众歌唱的必备书”。

近代化的都市新媒介为上海抗战歌曲的传播击鼓摇旗。《义勇军进行曲》《开矿歌》《毕业歌》《长城谣》等电影主题曲或插曲随着影片在剧院上演而为大众所传唱。沪上时有“街头遍唱《春天里》，巷尾和鸣《四季歌》”说法；百代公司除录制了 《从军歌》《渔光曲》《自由神》《大路歌》《救亡之歌》《告别南洋》《热血》等抗战歌曲唱片，还利用胡蝶、黎莉莉、白虹、龚秋霞等影剧明星演唱的社会效应来增加上海抗战歌曲的推广效果。上海“交通”“大陆”“中西”“友联”等电台先后开设了抗战歌曲专题节目。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抗战歌曲的唱片出版比重和电台播放频率均大幅度增长。

歌咏合唱活动开辟了上海抗战歌曲传播的重要阵地。1935年 2月，被誉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的刘良模主持成立“民众歌咏会”，成为当时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抗战歌曲歌咏团体之一。1935年5月，吕骥、沙梅等主持成立“业余合唱团”也影响较大,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成为该团体的骨干成员。上海歌咏合唱活动开展非常广泛。1936年 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南市区公共体育场组织开展群众抗战歌曲歌咏活动。上海《生活时报》报道当时盛况：“群众铁的长城般的队伍,随着响彻云霄的《救国进行曲》歌声,退出了公共体育场……”10月 22日，上海各歌咏团体联合为鲁迅葬礼举行声势浩大的“挽歌游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1937年 8月 8日，国民救亡歌咏会在上海文庙举行成立大会，自发而来的1000多名群众在麦新指挥下高唱 《大刀进行曲》。上海抗战歌曲歌咏合唱活动成功营造出大众主动参与的集体氛围，产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危亡情境下的共同体意识。刘良模形象地回忆：“凡是会唱歌的人，都应该把这些雄壮的歌曲传播到他四周的群众中间去。”

1930年代，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虽然在上海这一国统区空间内展开，但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仍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扮演着有力号召者与坚强领导者角色。

其实，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具有极大渊源。早在 1935年，为响应《八一宣言》中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吕骥、周巍峙等音乐家提出的“国防音乐”口号曾引起上海社会各界广泛瞩目。“八一三”淞沪会战刚爆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 “中国剧作者协会”倡议组织演剧队奔赴抗战前线进行救亡宣传。上海音乐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迅速组成了救亡演剧队、国民歌咏救亡协会等 “文化战斗的游击队”。其中，田汉、吕骥、张曙、冼星海、安娥、任光、贺绿汀、麦新、光未然等中共党员或进步左翼音乐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或骨干作用。

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体现着将碎片化、分散化的大众意识整合为一种与民族危亡情境相匹配的社会精神的不懈努力。丰子恺曾指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上海抗战歌曲飞越祖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发挥了使“亲者快，仇者痛”的巨大作用。1937年，“八百壮士”在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无畏战斗；1938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浴血奋战，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时传来《大刀进行曲》的雄壮歌声；在延安，女作家陈学昭唱起上海抗战歌曲，“特别是唱到‘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的时候，感到扬眉吐气”。在长沙，幼时的戴鹏海教授在老师手风琴伴奏下第一次高唱 《打杀汉奸》，“唱完还领着全班喊‘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

上海抗战歌曲还超越了国家地域空间，具有鼓舞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意义。刘良模在美国期间与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用中、英文联合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周小燕在新加坡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为《长城谣》灌制了唱片。该歌曲发行到国外并在世界华人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抗敌爱国热潮。1938年，在法国巴黎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任光指挥华侨合唱团演唱了多首上海抗战歌曲。李抱枕编译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将包括《抗敌歌》《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上海抗战歌曲在内的12首歌曲推向世界。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中，上海抗战歌曲将上海、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作者：杨建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编辑：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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