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陈瘦石对《比较经济制度》一书附录《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并不是有意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而是按照原书进行客观翻译。不过，该译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正文前加了一段解释，重点阐述了《共产党宣言》拟定背景以及“共产”一词的使用。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7个《共产党宣言》译本中，陈瘦石译本是唯一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发行的译本，极具特色。陈瘦石翻译的劳克斯（W.N.Loucks）和胡特（J.W.Hoot）合著的西方经济学名著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capitalism,communism,socialism,fascism,cooperation（《比较经济制度》），是“中山文库”丛书之一，由上山文化教育馆编辑，重庆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出版，在下册的第 277—305页的附录部分刊登了《共产党宣言》译文。

▲陈瘦石像（来源：范强鸣主编：《红色经典第一书：〈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

为什么能在国统区发行《共产党宣言》

英文原书正文由8个章节组成，章节安排与陈瘦石翻译的《比较经济制度》章节基本一致，且英文原版中本就包含 Appendix A  The Communist Manifesto（附录共产党宣言）部分。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作者客观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中涉及一些苏联经济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为了帮助读者阅读与理解，在附录中加入了一些相关文件，如《共产党宣言》《一九三六年共产党党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劳动宪章》等，他们主要作为辅助文献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的基本概念、理论背景等。可见，陈瘦石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并不是译者有意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而是按照原书进行客观翻译而已。而且就 《比较经济制度》（上）中王文山的序言内容来看，在阐述该书翻译的意义时，将其置于回答“怎样在民生主义这个最高原则下，确立适合我国特殊环境顺应世界一般潮流的经济政策？”这一问题之下，进而指出该书的出版将为“一般热心经建的人士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此外，在序言中，专门提及了原著对苏联经济的批判，指出该书的评论是以制度据以建立的原理作为基础，并不像其他学者那么极端，不是抑之入地，不是扬之入天，而是给予了客观的分析和公正的批评。显然，这本书的出版是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学者了解和研究他国经济制度，并在此

基础上为本国经济建设工作予以启示和建议，全无宣传苏联经济制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意。这样，以此为目的，对该书的翻译、出版与发行，必不会成为国民党政府管制的对象。在国民党政府严格的审核制度中，该书顺利通过审核、发行，这点从《比较经济制度》（下）的封底上明确印着“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3400号”可得到佐证。

就该书的出版时间来说，目前学界杨金海、高放、王保贤等在论文中指出，陈瘦石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版日期1943年9月，此后多有 1943年陈瘦石译本之说。事实上，《比较经济制度》分上下两册发行，上册分为四编，分别是“导言”、“乌托邦主义先驱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现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下册分有三编即“苏联经济”、“意德法西斯主义”、“消费合作运动 ”和“附录 ”，《宣言》正是“附录”之第一部分。从原书来看，《比较经济制度》上、下两册出版时间并不一致，上册出版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即 1943年9月。下册却没有立即出版，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到《比较经济制度》（下）封底写着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初版”，即是 1945年 4月出版。也就是说，当前不少学者所言1943年陈瘦石译本并不准确，应该改为1945年陈瘦石译本。

▲《比较经济制度》封面及附录《共产党宣言》（来源：《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中华书局，2011年）

陈瘦石译本的特点与价值

首先是 《共产党宣言》的独一无二的背景介绍。

博古译本中有4个序言、29个附注，陈瘦石译本没有附任何序言，只有正文，附注也仅有6个。不过该译本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译本的正文前面加了一段解释，重点阐述了《共产党宣言》拟定背景以及“共产”一词的使用，原文如下：

共产党同盟成立后不久，便在伦敦举行第一二两届大会，时间都在一八四七年。该同盟的会员，以德籍工人占多数，他们虽流寓在欧洲其他国家，但因彼此在反抗现存政治经济制度上具有共同利害，故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当举行第二届大会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到三十岁，一同被邀出席，并奉命为同盟草拟一个新纲领。共产党宣言，便是他们的合作产物。共产党同盟寿命很短，一八五二年即告解体，而共产党宣言却巍然独存，变成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该宣言之所以称为［共产］，不称［社会主义］，乃是因为当时一般人把各种乌托邦主义及改革主义的思想都叫作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则不愿使共产党同盟的纲领和这些主义相混淆的缘故。宣言的第三章，即是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与改革主义施行客观的批判。原文所附注解，系恩格斯为一八八八年出版的宣言所特撰。

二是翻译的目的性最弱。该译本是所有的汉译《共产党宣言》翻译过程中“目的性”最弱的译本。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隔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的表达出来”。这种“等值”翻译的理论逐渐被摒弃，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翻译是译者的再创作。而再创作的作品与原作品的“距离”远近首先取决于译者的 “目的”。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遵循了《比较经济制度》既定的文本，亦将其作为附录，为理解《比较经济制度》中的概念、术语以及理论背景而服务。相比之下，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以及博古译本都是应中国共产党革命之需而产生，在翻译中必须要注重价值诉求与党派意识。此外，该译本的语体风格似乎更接近于 “原著”本身。

三是语言通俗易懂。选取几处与出版时间接近的1943年的博古翻译的译本进行比较，能够看出来，陈瘦石译本中所翻译的句子更容易理解。如在博古译本中翻译为“那里有这么一个反对党不会被它的在朝的敌人痛骂为共产主义的？那里有这么一个反对党又不会把共产主义作为罪名去回敬反对党派底更进步的代表与他们的反动敌手？”而在陈瘦石译本中则翻译成更容易理解的：“那一个反对党未曾被当权的政敌污作共产党主义的集团？那一个反对党未曾用共产党主义这个名辞去诟署更急进的反对党和反动的政敌？”虽然博古在译文中已经多次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样的术语，但在第一部分的标题中，博古仍然使用了“资产者与无产者”。而在陈瘦石译文中，则明确地意识到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更为合适，并作为第一部分的标题加以强调。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中，在该标题加了一个附注是：“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瘦石将标题翻译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符合恩格斯的附注。再如，博古译本中还存在一些不通顺的地方，而陈瘦石译本语句更加通顺，对于那些刚接触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更容易理解。

为什么该译本发行量极少

该译本版本当前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翻印本，为64开竖排平装袖珍本，封面中央是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上部有红星，红星下边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右部是“陈瘦石译”字样；全书用铅字印刷，纸质很差；封底标明摘自《比较经济制度》，但没有出版单位和时间，据推测应是解放区的翻印本。不可否认，该译本在国统区的出版与发行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该译本是所有译本中版本最少的一个。原因有二：一是国统区在抗战时期实行严格的新闻出版法规，对报刊书籍进行“管制”，在国统区进行翻印出版与传播极其困难。虽然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国民党碍于苏联的关系也曾一度对马克思经典著作  “放宽”，但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还是颇受国共关系的影响。1939年 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置“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及决议设立 “防共委员会”，确定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此后，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所谓“内容反动”的宣传品“封禁”。1938至 1944年，国民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的法令，如《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图书送审须知》《杂志送审须知》等等，以“战时”的名义扼杀了新闻出版界的  “自由”，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等均被严格限制。在此情况下，在国统区像《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报纸虽然通过两种版面（一个送检，一个用于实际印刷）的方式来“规避”审查，但也是处处受限。1941年 1月 16日，国民党重庆市执委会发出密令：“自即日起，凡在新华日报张贴之处，设法秘密撕去，以杜流传”。2月份，国民党中央特种报会针对《新华日报》做出“只准印，不准卖”的规定。而且1941年7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核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中开列的查禁书刊中有九百六十种，其中就有《政治经济学论丛》《德国农民战争》《论弱小民族》等马恩著作。因此，该译本在国统区的刊行导致其翻印、传播受到极大限制。

另一个原因是，受到“标准本”博古译本的影响，该译本在延安翻印受限。事实上，如果国统区翻印、传播受困，该译本也可在延安这一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翻印与传播。但是，至今只发现一本，可见，该译本并没有受到重视。笔者通过对博古译本的考证所知，博古于1943年重新参照俄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曾是“干部必读”书籍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干部学习的对象，是内部公认的“标准本”。也可以说，博古译本是官方所制定的学习读物，而且该译本出版时间比1945年才出版的陈瘦石译本要早两年，较早被延安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且阅读与翻印并不受阻。而且，就译本的刊布来看，作为附录出现的《共产党宣言》与单独译本相比，较难发现，不容易引起注意。从1945年出版到被拿到延安翻印，自然需要一段时间，而1945年延安整风后期博古译本已被广大干部广泛学习，1946年时博古译本已存在5个不同版本，其中两个版本的印刷量已达一万册。因此，在博古译本被指定为“标准本”，得以广泛传播、学习与翻印的情况下，即使陈瘦石译本进入延安也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翻印与传播。

作者：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  “中青年拔尖人才”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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