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于1928年1月15日另立新刊《文化批判》。太阳社1928年1月1日创刊《太阳月刊》（同年7月停刊，共出版7期）。《太阳月刊》与《文化批判》是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刊物。

 

 

根据夏衍的回忆，从1929年10月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基本固定在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口的公啡咖啡馆举行。

 

 

左联盟员王一榴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后作的漫画，反映了成立大会的情景。

 

 

左辉在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油画《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

 

 

左翼刊物

 

文汇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1920年代末，文学社团创造社、太阳社的一批青年对鲁迅等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作家进行“围攻”，后来中国共产党出面制止了这场论战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双方走向联合，成立了左联这样汇聚左翼文学力量的组织……

 

走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满目名人故居、海上旧里，仿佛徜徉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长廊，让人不禁想起习近平同志对虹口的评价：“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先进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聚居地。”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下简称左联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习近平总书记讲上海虹口是“先进文化的策源地”，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作家组织——左联在虹口成立，就是其中一点。

 

那么，左联一开始是由哪些人组成？它的诞生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联？为何说左联是中共直接领导的呢？

 

左联的“班底”

 

踏入位于多伦路201弄2号的左联纪念馆二楼展厅，展板上最先介绍的是两个192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两个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正是这两个文学团体的成员，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接管的中华艺术大学部分师生，以及鲁迅身边的一群文人，搭建起了左联最初的 ‘班底’。”左联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创造社是1921年1月4日由郑振铎、沈雁冰（茅盾）、郭绍虞、蒋百里、许地山、叶绍钧（叶圣陶）等12人在北京成立的，一开始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6月上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大革命失败后，太阳社于上海成立，发起人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主要成员有洪灵菲、沈端先（夏衍）、楼适夷等。

 

那么，这两个团体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据原左联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红（已故）整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员组成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南昌等一线撤下来的革命实际工作者，如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阿英）、郑伯奇、洪灵菲、蒋光慈等。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在成立之初，创造社就与中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的刊物经常刊登共产党人的文章，出版部是中共刊物的秘密代售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大革命高潮期间，他们聚集于广州，看到了蒋介石如何叛变革命，共产党如何浴血奋战，这更加深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郭沫若个人就与共产党人瞿秋白过从甚密，南昌起义后他成为创造社中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在郭沫若的要求和周恩来的安排下，李一氓、阳翰笙在大革命失败后加入创造社，与潘汉年组成了创造社的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后，创造社成员集体来到上海。而太阳社的发起人蒋光慈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去莫斯科学习。

 

这两个文学团体的另一部分成员，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如李初梨、冯乃超、李铁声等。这批留学生在日本时就通过日本共产党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科学，而不是文学。根据《郑超麟回忆录》一书，这批人一开始想成立一个政治组织，便去咨询留日学生“老学长”郭沫若的意见，郭对此大不赞同，认为他们应该与共产党合作，而不是另起炉灶。为此，郑超麟代表中央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与他们接触，在谈话中根据第三国际的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他记得“李初梨第一个站起来，说他一向只懂得一点抽象理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如此明白的解释，今天第一次听到，心里非常感激”。隔了近半个世纪后，李初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也提及这件事，说自己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科学的，在上海听了郑超麟一席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郑超麟认为，经过此次会面以及之后的多次接触，这批新人主动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后来，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和李铁声相继加入了共产党。

 

翻看资料可以发现，创造社和太阳社中不少人是中共党

 

员，尤其太阳社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共党员。张小红认为，正是因为这两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或是中国共产党的仰慕者，或本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共对左联的领导打下了思想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在左联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为什么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左联很快就能贯彻实行。”张小红写道。

 

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太阳社于同年底自动宣告解散。1930年，创造社的大部分成员与太阳社的全部成员加入左联，并成为左联成立之初的核心力量。根据1994年出版的姚辛编著的《左联词典》，在记录的288名左联盟员中，标明为共产党员的有131人。

 

为什么会在上海成立“左联”？

 

左联纪念馆的一楼展厅，是根据1930年3月2日左联召开成立大会时的原样布置的。讲解员介绍，此地原来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现在的天花板和地砖都是当年开会时的旧物。当时参加成立大会的40余人，或站或坐地挤在这个小小的房间内，还有些人被挤出了房间，站在走道上、院子里趴着窗户、堵着门感受大会的盛况，聆听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

 

如今，在展厅的墙上挂着7张照片，这是左联成立大会上选出的7名常委：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阿英）、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当时，鲁迅被尊为“盟主”，在会上作了题为《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第一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及时介入，这样的情形哪怕在成立半年前，也是很难想象的。”左联纪念馆工作人员说，左联成立前两三年，创造社、太阳社打笔仗的主要攻击对象，正是鲁迅、茅盾等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干将。

 

那么，这场论战是怎么开始的？事情还要从1927年说起。根据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王锡荣的研究，那年10月，鲁迅、郭沫若相继来到上海。起初，他们俩和郑伯奇、蒋光慈等几位创造社成员，商谈要共同联名恢复被关停的创造社刊物《创造周报》。但就在这时，创造社内部发生了变故——一批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如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认为五四风云已经消散，五四新文化团体已经解体。他们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等一批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尤其是“鲁迅这个旧的偶像，也到了该推倒的时候了”。创造社发起人成仿吾对鲁迅“猛攻”，他们还废除复刊前议，于1928年1月15日另立新刊《文化批判》。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刊物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批判鲁迅的。与此同时，太阳社也利用1928年1月1日创刊的《太阳月刊》，加入了声讨鲁迅的大军。

 

对正准备与创造社携手大干一番的鲁迅来说，这无疑是场来得莫名其妙的讨伐。一开始他选择沉默，但在连续被骂了一个月之后，1928年2月底他也拿起笔回击。根据地下党员楚图南的回忆，当时鲁迅在给他北大教书时期的学生、中共党员任国祯的书信中，曾提到自己被围攻一事，并说那些人用满纸不易懂的新名词吓唬人，他希望对文艺理论比较有了解的任国祯介绍一些书籍供他参考。后来任国祯和楚图南马上拟了个书目发去，供鲁迅参考。

 

看到鲁迅反击，创造社和太阳社又对他进行了更猛烈的攻击，但几乎都是没什么理论和分析的肆意谩骂，这就招致了一些文人和其他文学社团的批判，骂战陷入混战。后来，鲁迅写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再度予以回击，郭沫若便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构陷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把这波乱骂的狂潮推向了高峰。在王锡荣看来，这场论战的核心人物是鲁迅和郭沫若，因为他们的骂战是最高级别也是最刺痛对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最能激励对方走向正确的方向，最具有建设性的”。

 

“最后，还是关注到这场论争的中共中央出手，制止了这场无谓的论战进一步恶化，并使双方走向联合。”王锡荣说，如果没有中共中央的阻止，这场论争的结局可能是持续混战，也可能逐渐平息，但不会真正平息，更不可能诞生左联这样汇聚左翼文学力量的组织。

 

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干预这场白热化的论战呢？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而且从国际上来看，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尽快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团体。

 

根据王锡荣的梳理，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后，中共代表团于11月回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途中经过绥芬河、哈尔滨，周恩来、李立三等从时任中国哈尔滨县委书记任国祯的口中，听说了鲁迅被围攻的事情，并当场表态，认为创造社、太阳社这样围攻鲁迅不对。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周恩来到上海后，即指示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马上停止与鲁迅的论争，要与鲁迅联手组成统一的组织。于是李富春立即约谈了他派到创造社去的党员阳翰笙，让他劝说创造社、太阳社停止论争、实行联合，阳翰笙很好地执行了中央规定的任务。

 

这里有一则趣闻：1930年2月，正是这位华汉（即阳翰笙）写了《中国新文艺运动》，继续对鲁迅予以批判，称“鲁迅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篇文章刊发在4月的《文艺讲座》上，这时距离左联成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张小红认为，这种重叠交叉的情况，“说明当时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中共中央是非常信任和尊重的，或者说中共中央的威信是足以约束其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虽然他们个人在感情上与鲁迅还有龃龉，“但还是 ‘听党的话’，先在组织上联合起来成立左联再说”。

 

根据李立三的回忆，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他也直接参与处理了这件事。当时党内有些年轻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李立三就找他们谈话。同时，他也去找鲁迅谈话，听取他的意见。李立三告诉鲁迅，他拟成立统一的革命文化组织，打算命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此，鲁迅不仅非常赞同，而且特别强调代表前进和革命的“左翼”两字旗帜鲜明，可以用。

 

根据夏衍的回忆，1929年10月的一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筹备会在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口的公啡咖啡馆以“文化人聚餐”为名义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彭康、柔石、洪灵菲、蒋光慈、戴平万，均为中共党员。当时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1次，有时因需要仅隔两三天就会开1次，地点基本固定在公啡咖啡馆（现四川北路1903号，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2006年公布为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地）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1930年2月16日，左联筹委会在公啡咖啡馆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成员全部到会，其中包括“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到会”的鲁迅，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述“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十多人围聚一桌畅所欲言，最终达成共识。

 

“这是中共中央，甚至党的主要负责人第一次直接过问文艺工作，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王锡荣说，左联得以成立，除了党中央的直接干预，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这批文人在思想上的共通性。1920年代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大量文学社团，其核心是要摆脱几千年的思想痼疾，让文学突破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的包围，“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突破意识，没有挣脱旧体制的强烈愿望，左联是无法组织起来的”。

 

王锡荣认为，左联能够成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本身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和远东第一大都市。尤其是1925年经历了五卅运动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更能接受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口号的左翼文学运动。第二，海派文化特有的突破精神、创新精神，让上海这片地域更易于产生和接受新文化。第三，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汇之地，外来机构、设施特别集中，容易吸引外国人和留学生，同时通讯便利、信息快捷。第四，192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鲁迅、郭沫若等文坛巨子在内的大批文化人，涌入当时相对平安的上海，极易引发文学上的交流和碰撞。“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具备这样的条件。”王锡荣说，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地在上海组建起了左联“这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由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有“党团”的左联

 

在左联纪念馆二层展厅，挂着一张“左联组织系统略图”。“你看，中间这个标红的地方写着‘左联党团’，可见左联是有党团的，说明左联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点也可以从左联当时的领导机构上再次找到印证。”左联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记者看到，在这张图上，左联的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下简称文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简称文总）。文委是1929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为了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而成立的，是左联党团的上级领导机关。左联行政上的上级领导机关是文总，而文总的党团成员其实就是文委成员，实际上，文委、文总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左联成员林焕平在回忆录《从上海到东京》中写道，“左联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活动的，因而它有个左联党团，并且以党代政，几乎就是以党组代替了执行委员会”。根据周国伟所著《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一书整理，左联历任党团书记为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耶林（张眺）、丁玲和周扬。任白戈在《我在左联工作的是》一文中，对左联组织机构的描述如下：“左联下面的组织，完全和党的组织一样，分为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四个区。”

 

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尽管左联是党和非党作家联合组织的群众性团体，但左联成员都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比如，经常发表政治宣言，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表《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比如，参加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革命政治团体活动，如参加“反帝大同盟”，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派代表参加慰问团到闸北前线慰劳战士，如参加1932年“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的筹备工作等。另外，左联的日常活动包括小组活动常常以学习党的文件、讨论国内外形势等政治内容为主，并不是纯文学的讨论。

 

根据张小红的著述，左联在当时还有一大作用，是吸纳“寻找者”。所谓“寻找者”，一种是原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现在要寻找党组织恢复关系；另一种是进步青年或人士向往革命，在寻找党团，“这两种人都把参加左联作为参加党组织的一种途径”。

 

比如，王尧山在《忆在左联工作的前后》一文中，就写了22岁的自己通过左联找到党组织的故事：在“一·二八”事变后，他与党组织失联，后来参加了进步组织青年文学研究会，并在活动中引起了左联盟员周文的注意，“一次，在马路上边走边谈时，周文征求我参加左联……左联的性质是秘密的……通过周文又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左联的党组织中工作”。再如，于伶在《北平左联到剧联回忆》中，写了1930年夏天，23岁酷爱左翼文学的他从上海考到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如何通过读书会加入北方左联，并通过相关联系人加入党组织的情况。

 

张小红认为，在1930年代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虽然参加共产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仍有很多人在寻找党、参加党，“他们为找到左联，参加左联而兴奋，因为这意味离参加党不远了”。

 

“从诞生到解散，左联自始至终都和党有着密切的关联。”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说，1936年初，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行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