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药眠看来，要创作出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特色的伟大作品，作家必须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必须“纯熟的运用土生的中国语气”，其方法是“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到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最终使地方土语慢慢成为写作语言（新的普通话）的构成部分。

    从时间上看，黄药眠（1903—1987）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至1929年之间，他出版了《痛心》和《一个妇人的日记》，以及发表了短篇小说《毒焰》《A教授的家庭》等作品。从题材内容看，这些小说大体上属于当时的“革命文学”。第二阶段是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新中国建立期间，除了出版以国统区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暗影》外，黄药眠还有另一部小说集《再见》以及另外几篇短篇小说面世。这些篇章，在思想主题、题材内容、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比其之前的作品更为开阔。尤其在书写语言方面，由于黄药眠对方言土语的积极倡导和自觉实践，使得他这一时期的小说整体上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从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作品来看，黄药眠第二阶段的小说，除了《陈国瑞先生的一群》发表于1939年之外，其余全部发表于1940年以后，计有：《一个老人》（1942年）、《再见》（1943年）、《章红嫂》（1943年）、《克复》（1943年）、《热情的书》（1944年）、《李宝三》（1944年）、《淡紫色之夜》（1944年）、《小城夜话》（1944年）、《古老师和他的太太》（1946年）、《野店》（1946年）、《尼庵》（1946年）、《暗影》（1946年）、《县长》（1946年）等。按照后来小说集《淡紫色之夜·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追述，黄药眠1940年代在广东梅县、广西桂林期间陆续写了《重逢》《淡紫色之夜》《古老师和他的太太》《小城夜话》等，而《暗影》和另外几篇小说，则是1946年回香港后所写。大体上，这些小说的素材都来自他所生活、工作的几个地方，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写“真正的中国人物”。换句话说，书写其熟悉的粤、桂地区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土生的农民”，正是黄药眠这一阶段小说题材的整体取向和基本特色。

    粤、桂一带的风土人情，尤其当地人物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都是黄药眠所熟悉的，而当它们作为素材进入小说时，如果再配上符合当地特色、人物身份的书写语言，无疑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在《一个老人》《章红嫂》《热情的书》等小说中，作者对于当地风物的描写，可谓别致。《一个老人》中“他的眼睛呆呆地视着那地上冒烟的烟屎”，《章红嫂》中“她赤着足急忙从房子里搬出来一张破旧的交椅放在天井的正中”，《热情的书》中“一个水鳖递了过去”、“前天晚上给火烟烧得绯红的山头”等等，这里的“烟屎”（烟灰）、“交椅”（椅子）、“水鳖”（水壶）、“火烟”（带烟的火）正是闽南、粤东等地人民对相关生活用品、日常现象的专有称呼，是典型的方言词汇，它们的使用，透露出浓厚的“土”味。

    在《李宝三》中，除了展现粤东韩江地区归来“番客”的生活境遇，以及充满客家民系元素的客家山歌、族群伦理等风土人情之外，作者在描写人物时，采用地方土语的现象尤为突出，比如：

    “义和隆……你知道，替大头家管钥匙……钱箱子满是金银宝贝，荷盾……”阿宝三抛浪头，把心目中认为最阔绰的职业，拿来加在自己的身上。

    “那有什么，我又不要人家替我起牌坊……”（阿宝三说）

    学生们看见了，都会笑他“李宝三，你这样好心，你死后金童玉女会带你上天堂……”

    “现在做长辈的也太没有了牙根，如果是从前曹叔公还在的时候，唔，那她就休想进我们李家的门，一百个屎扫帚来铲……”风嫂子亦高声附和着。

    “唉，现在这样的乱世，还管得那么许多，只求阿宝三有职业，不会在家里偷鸡吊狗，也就罢了……”（道先叔说）

    这里的“大头家”意即大老板，“抛浪头”意即吹嘘自己或吓唬人以显示自己威风、出风头，“起牌坊”意即立牌坊，“好心”意即好心肠，“没有了牙根”意即规矩、态度等不严厉，“屎扫帚”指专门用来清理粪便的扫把，“偷鸡吊狗”意即偷鸡摸狗、不务正业。以上无论是词汇还是短语，都属于地方土语的用法，放在对话内容中，无疑使得人物的言语、态度和思想，具有粤东一带原生态的乡土气息。

    毋庸讳言，在文艺作品中适当地使用方言土语，不仅有利于观察、描写的深入，而且有利于作家体验、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渗入，使得他们提炼出精炼的方言来，在丰富文学表现词汇的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而对地方土语的吸收与使用，正是黄药眠的文艺论文《中国化与大众化》（载1939年12月10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重要主张之一。在黄药眠看来，要创作出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特色的伟大作品，作家必须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必须“纯熟的运用土生的中国语气”，其方法是“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到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最终使地方土语慢慢成为写作语言（新的普通话）的构成部分。

    黄药眠不仅抱持此一主张，而且在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积极展开实践。这种实践，在收入小说集《暗影》的《县长》一篇中可谓比比皆是，兹举数例：

    “哎呦，这有什么难为情，你现在已经四十二岁，虽然有一个女儿，但是她生的儿子，总不会变成你的孙子！难道你真的想绝代不成……”（县长太太说）

    “现在有枪杆的就恶，我早就说你不要再做文官……”（县长太太说）

    “是的，我说一个人出来社会上做事，总得要有良心，至于那些过桥拉板的人，人家即使会上他次当，可是第二次是谁也不相信的……”（县长太太说）

    “我同他和处，他却偏要逞强，到处对人说我怕他！说我有好多蹩脚拿在他手里……”（李区长说）

    “你还没有做事，不要就先对人许猪许羊的……”县长太太微笑地说，心里自然是充满着欢喜。

    “唉，吴秘书这人，虽然很多花头诡计，但有起事情来，倒还是很能干的。”（县长心里想）

    这里的“绝代”意为断子绝孙，“恶”意为威风，“过桥拉板”意为过河拆桥，“蹩脚”意为把柄，“许猪许羊”意为各种承诺，“起事情来”意为发生事情。在后来的《小城夜话》《章红嫂》等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

    （洪子良说）“我今天还有点手尾……”（《小城夜话》）

    “唔，这样无思无想的人！”陈老板斜乜着他，低声骂道。（《小城夜话》）

    （刘先生说）“想不破啦，嘻嘻，女人们就是这样的……”（《小城夜话》）

    （章红嫂说）“唉，我自从跑到章家，没好吃没好穿，做生做死还要受气，一走过人家的房门，大家都吐着一撮口水……”（《章红嫂》）

    “是的，他是家官！你们如果要人，你们也用不着追，现在立即交出四百元来！不然我们陈家也是不好欺负的。”那人叉着水桶般大的腰（说）。（《章红嫂》）

    （章红嫂说）“哈哈……我就是莺莺娘娘，今天看见你们有灾有难，特别跑来镇压那些邪神邪鬼，烟精烟怪……”她口角上糊着白泡，呲着牙齿，手指脚画，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了。

    这里的“手尾”在现代粤语中用来表示尚未完成的、收尾性的琐屑工作，“无思无想”意即没有思想，“想不破”意即想不开，“做生做死”意为拼死干活，“家官”意即家长，“邪神邪鬼”、“烟精烟怪”意为各种妖魔鬼怪。这些地方土语的运用，不仅展示了人物所处地域的特点，也流露出其言语里面的立场和态度。然而，地方土语虽然表现力丰富，但毕竟属于各地方言，如果不加节制，对方言区域之外的读者而言，很可能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从而影响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因此，黄药眠在小说中大胆使用地方土语的同时，十分留意作品在方言区之外的可流通性，这正如他在小说《李宝三》篇末“注一”中指出：“在直接引用语里面，在必要时，也采用了一些土语，但作者并没有想把许多别的地方的人所难于了解的土语也都一律掺杂进去。因为有些土语，可以用国语代替，而其意义完全一样的，也就无需乎用土语了。”

    此外，或许是为了增强小说中语言的“土”味，此一时期，黄药眠不仅在人物对话中，而且在描写人物的外貌、神情、动作等方面，也都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

    傅叔公的老花眼睛才一□[原文不清]，那个被人叫做寿嫂子的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她胖肥胖白的躯体有着一股中年妇人的臃肿。（《一个老人》）

    肚子虽然不会饿，但究竟是空箩箩的，而且一身越来越没有气力了，他张开口又想喊，可是刚说到嘴边又缩回去了。（《古老师和他的太太》）

    县长太太起身想去到茶几上倒开水。（《县长》）

    “啊，官长这样早！”廖浩若不绝的鞠躬，走近前来。而酒井中尉也正想回头找寻他的翻译，突然从左边林子里一排枪洗了过来，翻译和廖浩若，三个日本兵都倒下去了。（《克复》）

    事后，章红嫂急喘着气，连腰都伸不起来，就这样慢拢拢地像受了伤的小虫爬回到自己房子里去。（《章红嫂》）

    这里的“胖肥胖白”（胖而且白）、“空箩箩”（肚子十分空）、“想去到”（想去）、“洗了过来”（扫射过来）、“ 慢拢拢”（十分缓慢）无论是表示状态还是动作，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用法，而是方言土语的用法，作者将它们用在描写小说人物上面，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作品人物所在地方的“气氛和情调”。

    总的来看，黄药眠小说创作中的方言实践，与其彼时的理论追求相呼应。1945年，在《略谈五四与新文艺运动》（载1945年5月23日成都《天风》第9期）一文中，黄药眠指出，五四新文学还不能深入大众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所使用的白话还是一般中层分子所用的“官话”，距离大众的语言还是很远，而要文艺能够更多地撷取大众的语言，首先就要文艺作者能够深入大众。就1940年代“国语文学”的创作而言，在深入大众并从大众中提炼出具有鲜活表现力的语言，由此应用到文艺创作中，使得作品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特色，黄药眠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这也印证了他在《中国化与大众化》一文中的主张：文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的核心不应该仅止于理论探讨，而应视为一种运动，在创作实践中寻求解决。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