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1934—2011）

章培恒先生给独立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陈建华授课

章培恒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的呼吁，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打通古今的论述，见诸《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下称《宏观与微观》）与《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下称《鸿沟》）这两篇文章，1999年初先后在《复旦学报》和《文汇报·文艺百家》上发表。同类文章可能还有，而两文收入先生自定的《不京不海集》中，应当是他最为重视的。他在《鸿沟》中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除了必须重视文学观念以外，把中国所谓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似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宏观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宏观研究”（《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574）。这对当时学界具振聋发聩之效，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体会到某种紧迫性，今天略可告慰先生的是，打通古今或古今演变几乎已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常识了。然而就在这一年不幸章先生患上了癌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先生面临一种学术与生命的紧迫性。的确，长期在古典文学领域里耕耘，一旦提出打通古今必然也给自己带来挑战和压力，如收入《不京不海集》中的几篇文章《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重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下称《开端》）都与现代文学有关，虽然为数不多，却涉及现代文学与古今演变的方向性问题，十分宝贵。从时间上看，这三篇文章写于2001年，都是在患病之后所完成的，由此也可看到某种紧迫性。

与“古今演变”的宏观研究一起，章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就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我认为宏观的研究显然是滞后了，目前非大力推进不可”（《不京不海集》，页569）。事实上提出古今演变是以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把握为基础的。从学术谱系来看，众所周知章先生最初师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现代文学，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又师从蒋天枢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因此他本来就通古今。虽然自1980年代起所发表的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实际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有深厚的学养。这里举一个我个人接触的例子。2007年我完成《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开展》一书，请章先生赐序。出版社催得紧，他很快就写了。这并非一般推奖学生之作，文中言简意赅地论及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接受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纠葛，还引用了未为学者注意的1936年鲁迅给胡风的一封信，关于茅盾创作提出了包括风格及其与其他作家区别在内的三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也带有某种普遍意义。

“我在上初中时就读了茅盾的不少小说，而且颇为喜欢”，章先生在序文里说，事实上不仅对茅盾的小说，这篇2500字的短文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宏观观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这篇序文是章先生在华山医院病床上写的，至今难忘我在他病床之前作不情之请的情景。现在这本《革命与形式》已被翻译成英文，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如果先生在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章先生曾打算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惜没能如愿。他的病情时有反复，但有所好转就全力投入与骆玉明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的修订工作，该书在2007年出版，即《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其后又有所修订，201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二版。此书凸显了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观念，如书前《增订本序》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时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同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页1）可见在原先架构的基础上体现古今演变成为“新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学习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思想，除了有关的理论性阐述，这部《新著》也是一座充满具体例证与实验精神的丰富矿藏。

下面就《中国文学史新著》（下称《新著》）与“古今演变”宏观研究的关系及其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方面谈点粗浅的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教。

读者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就多数人来说，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寻求愉悦”（《新著》，页1）。从这一问题出发，《新著》“基本着眼于在人性的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美感及其发展”。其所依据的“人性”的理论，我们知道，根植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的论述，也受到贾植芳先生的引导和启发，这些我在《不京不海集》的读后感中已作过一些阐述。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新著》与“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有何内在联系，并含有什么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章先生在《增订本序》中指出：“这部增订本对于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尽管对于探讨中国文学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来说，这仍是初步的工作，而且可能含有严重的讹误，但至少已经勾勒出了我们所认为的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首先这里的“现代文学”是先生在《开端》一文中所概括的：

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重视，并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不但对作为工具的语言进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继承本民族白话文学传统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辉煌的成绩，而且将包括描写的技巧、深度、结构、叙述方式等在内的文学的形式改革得在总体上现代化了，使文学的表现能力也达到了足以进入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程度。（《不京不海集》，页590）

那么《新著》怎样体现“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呢？我想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历史“分期”上不再如一般文学史根据秦汉唐宋等朝代来划分，而采用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分期，这样的思路在《宏观与微观》一文中已见端倪。其次清晰勾画了各个分期的文学进展线路，如《导论》最后概括的：“在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上古文学是我国文学的自发时期；中世文学的发轫期是文学的自发向自觉转化的时期，它的拓展期和分化期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是文学的自觉时期；近世文学则是文学的自觉性进一步强化的时期，其突出标志是虚构文学的重要性和地位的飙升，在某些时段甚至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页20）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即描述了文学中人性的美感表现及其艺术形式的历史进程。

这么概括有简略之嫌，如《新著》中把“近世文学”的展开分为“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和“嬗变期”来描述，似比原先的思路更为复杂。的确“在近世文学的戏曲与通俗小说中经过虚构而出现的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却更为广阔、集中与尖锐，因而感情更为具体、激烈，更能突入读者的内心而引起深刻的共鸣；……而那些企图把文学从自觉方向拉回来的力量，除了从外部加以禁毁外，在文学内部的抗衡作用已日益衰落。所以，近世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在总体上进一步迈上自觉道路，并在美的追求上取得了新的、重大发展的时期”（页19）。对近世文学发展作如此浓描细写是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对于章先生来说，与凸显人性同样重要的是书写过程及其演绎方法，像这样的实证研究不仅是信史建构的必要前提，也旨在呈现人性与文学的历史进程的运动状态。

“近世文学”也是与现代文学的接榫之处，《新著》对于前后延续嬗变之迹一一交代，比照上引现代文学诸特征，不消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示了白话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在龚自珍那里可发现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相通的表述，或如《海上花列传》从“全知视角”到“限知视角”的叙事模式的转换，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在未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也会在艺术形式上发生突破。这些例

子都说明中国前现代文学中已滋长着某些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已具备朝现代转化的内在机能，而现代文学也并非横空出世，跟自身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这也说明，只有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方能把握其中古今演变的轨迹。

除了对文学中“人性”发展的内容的探讨，《新著》也表明：“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学思想的一种突破。”（页2）所谓“形式”并非一般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明清戏曲小说，这些都属于“体裁”，因此跟我们惯常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不同。《新著》说：“形式乃是由作品的语言所构成的体系。而作品的内容（包括感情）则不但是由形式所体现，而且形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内容本身。”（页11）比方说李商隐《锦瑟》一诗从“锦瑟”至“怅然”这56字即为“形式”，其艺术特点存在于这一首诗的语言结构之中。这一以语言与结构为基础的“形式”观与当下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有相通之处，其实也是章先生自身的理论传承与学术训练的结果，在理论方面博采众长，从马克思、鲁迅到胡风都可看到影响的印痕，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从陈寅恪先生到蒋天枢先生以及他们所传承的乾嘉学派诠释谱系,给章先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关于这一点还有待探讨。这里可举1992年发表的《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氏族》一文为例（《不京不海集》，页25—31）。从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出发讨论李白的两次入京、三次婚姻，并涉及与子女在内的感情生活，不仅对于这首诗以及相关的其他诗作都须作结构性细读，也必须把李白全部作品作为整体来考察，整篇文章体现了语言与结构的意识与分析技艺，在乾嘉学派的基础上显示出近代科学的方法。并非偶然，在解释李白的婚姻与社会地位和氏族的关系时，章先生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述。虽然这篇文章并非分析诗的艺术特征，但语言与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美学范畴的分析。

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并互为影响，《新著》通过大量分析实例阐述了文学形式包括各种体裁的演进，指出“艺术形式的逐步丰富与完善，其最根本的推动力，乃是人性的不断发展。由此所导致的感情的不断丰富、细致、强烈及其相互冲突的更为尖锐、急剧，也就要求并推动其表现形式做出相应的调整”（页15）。对形式的强调更看重人性的历史开展过程中对人性自身的深刻认识，从而要求新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尤富启迪。如美国“新批评”派对作品的形式分析趋于极端，甚至排除作者生平信息或社会脉络，俄国形式主义也出现过类似倾向，以致后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等人起而纠偏而强调美学的社会功能。章先生的关于人性激烈冲突与尖锐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阐述多半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主张有关，当然这样的人性必定与社会条件丝丝相扣，因此相较新批评与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纯形式倾向是高出一筹的。

贯穿着“古今演变”的问题意识，《新著》含有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视野，其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书写法对于一部现代文学史也有示范垂则的作用，当然现代文学的发展样态应当是更为复杂多样、更为波澜壮阔，且必定带有自身的特性。

自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研究以来10多年过去了，他离开我们也5年有余。先生在生前设立了古今演变的专业学科，与谈蓓芳教授合带研究生，到现在这个学科包括毕业和在学的已经有十六七位硕士和博士。另外章先生与陈思和教授在《复旦学报》上开设专栏和召开国际叙述研讨会等形式，使得古今演变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深入人心，现在已经变成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这是很可喜的，当然这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实践，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现象，不过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这十几年里全球化大潮中学术生态迅速变化，新媒体开启新思维，数据库等在改变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方式，信息流通与学术交流空前频繁，在国际会议的议程上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研究占据前沿潮流，这么看古今演变的观念普及也和这样的大环境有关。比方说这几年“世界文学”是个热词，哈佛大学的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主编的《世界文学理论读本》一书，前几年出版了中译本，他说在全球时代一向局限于个别国家比较研究的“比较文学”已经跟不上形势需要，因此主张以“世界文学”的观念取而代之。这正是学科整合变化的表现。同样在文学创作方面，2017年11月我参加上海作协举办的“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论坛时发现，作家们普遍觉得汉语写作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对汉语写作的世界性表达了自信，这些都体现了世界视野与汉语的主体意识。今天我们重读《鸿沟》一文的开头，首先章先生是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的呼吁的，然而他强调：“作为文学史宏观研究的先决条件，是文学观念问题。”（《不京不海集》，页571）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这一“对接”十分关键，如果中国文学不是作为“整体”，就谈不上主体性。如章先生所论证的，“人性”并非外来之物，尤其中国的近世文学含有自我更新并走向现代的能量，实即确立了“中国特色”，因此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促使他提出打通古今文学的，正如《宏观与微观》和《鸿沟》等文中一再表明的，是针对当时学界流行“断裂”或“飞跃”的说法:“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说，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有些学者则将它说成是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形成的飞跃。”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似乎言之成理，但都缺乏证据。他明确表示：“与‘断裂’说的意见不同，我认为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传统从未断裂过”，但这里的“传统”并非作为主流的儒学传统，而是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谓“撄人心”功能的文学传统，实即更具生命力的常具反抗性的“传统”。章先生认为“人性”本来就酝酿于中国文学之中，尽管历尽曲折，对自由与解放的渴念与奋斗从未消歇，到近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而出现“飞跃”的态势。问题在于章先生通过具体论证把“人性”置于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坚持鲁迅所代表的“人性的解放”精神，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关于“五四”的“现代”迷思。

的确，19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就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呼声，然而关键在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式。我们再来看《鸿沟》一文，在主张从现代文学来发现古代文学中富于生命力的文学链接时，先生举了朱自清《荷塘月色》与梁元帝《采莲曲》的例子，另举了龚自珍《病梅馆记》与俞平伯《花匠》的例子。在主张现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关注与古代文学的联系时，举了巴金《家》与《红楼梦》、戴望舒《雨巷》与李璟《浣溪纱》的例子。或许对这些例证或解释可见仁见智，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文学的“整体”存在，其实自1980年代起章先生就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等一系列文章，都在不断发现与评价古代文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文学传统，而提出古今演变可说是对自己的研究实践的一种理论化的表现。中国文学“整体”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打通了两头，摆正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当然给文学史研究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研究者——带来挑战，要求开拓视野，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同时具有一种参与建构当代新文化的实践意义。

围绕“整体”观念，章先生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处处闪现其“辩证”思维之光。所谓古今演变本身旨在消解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是古今，对于新旧、雅俗、现代与传统这些相通的概念也具此意义。长期来古今文学之间的分界，不仅由于学院学科所致，从更深层面来看，也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之类的二元思维结构所造成的。我们今天年轻人学习古代诗词、书法等传统文化蔚成风气，因此在当下学习古代文化传统的热潮中来看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就愈加觉得亲切。那时候，如果有人声称要学做旧体诗词，那简直不可思议，无形之中属于一种禁忌。长期以来把古代文学看做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使之教科书化或博物馆化，给人观赏或批判，要学习的话是学习阶级斗争或现实主义之类。而章先生提倡打破古今，立足于当下，把文学回归到感情、美感，把文学传统变成生活和创作的源头活水。我们来看《宏观与微观》中一段话：

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也是从怎样的文学观念出发的问题。而在我看来，我们之作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既必须与当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相适应，又应不与以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背道而驰。否则，我们的宏观研究就只能导致以下两个结论中的一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越来越走上了死胡同，或者，中国文学以前一直走在错路上，到了某一阶段（例如五四运动时期）才走到正路上来。而这两个结论显然都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不京不海集》，页571）

章先生所说古今的“今”，从文学史研究来说指现代文学，也常指“现当代”，上面这段话中则明指“当前的文学发展”，由是把古今关系置于当下进行时，或未来时，其中充盈着普遍人性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包括当代生活的精神

特征。因此对于文学史研究者也含有如何立足于当代观照历史的课题，当下的问题意识给历史注入活力，同时历史研究不仅是一种专业工作，也是一种参与当下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实践活动。因此文学史研究者更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学者，只有打通古今才能对中国文学史有个整体的认识，为创造新文化做出贡献。上引这段话如果从诠释学角度来理解也富于潜力，所谓“我们之作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既必须与当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相适应”，似乎与我们习知的克罗齐式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相通，而章先生又说“又应不与以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背道而驰”，意谓历史需要合乎历史真实，须做艰苦的探索，须遵循实证方法与学术规范。

谈到艺术形式，章先生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绿”字为例：“如果没有从唐代杜甫开始明显起来的、经贾岛等努力推进的诗歌注重炼字的传统，王安石就不会对此字反复推敲；而王安石这种创造性劳动又为后来的诗人炼字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考察文学形式演进时，应着眼于由无数作家的贡献所组成的文学技巧的不断丰富和提高。”（《不京不海集》，页574）这里从“炼字”的修辞方法的历史演变来考察“绿”字的创意价值，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其他文学形式范畴的分析，如今天常用于小说、电影分析的类型研究。学者须对文学文本及形式传统了如指掌才能做到这样的细节考察，因此古今演变的研究对学者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另外须注意的是“传统”一词，意谓形式创造的历史累积，要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必须以熟悉前人创造成果为前提。这与艾略特所谓诗人须自置于经典传统之中推陈出新的说法异曲同工，而王安石的“绿”字凝聚着“影响的焦虑”，因此对于今天的艺术创造，章先生的解释也足资启发。

由“古今演变”的“古”“今”构成传统与现代互动的时空场域，并非僵化的概念。从古今两端思考问题将激发新的探索热情、新的思想火花。古今演变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本身是开创性的，有待探索，却启迪了无限的可能性，正如章先生所举的巴金的《家》与《红楼梦》的联系，也是一番探索而发现的例证。对于现代文学这一头，他在《开端》一文中把20世纪初定为现代文学的开端，虽然这一提法已在学者当中流传，但先生另有问题意识：一面重申“五四”的“人性的解放”的精神、白话文与艺术创造的划时代意义，一面把“五四”回到历史真实，打破概念的迷思而开拓鲜活多元的思想空间。对鲁迅早期《摩罗诗力说》、梁启超和徐枕亚《玉梨魂》的解读，皆以“人性”历史演变的观点一以贯之，令人对于20世纪初至“五四”之前的文学形态刮目相看，尤其对一向被“五四”所反对被文学史所否定的《玉梨魂》的肯定不啻为重估“鸳鸯蝴蝶派”开启了闸门。同样如上面提到《新著》中近世文学“嬗变期”的论述也具有探索历史盲点与祛魅“五四”的意味，如对《海上花列传》的“高度艺术成就”的评价，在较早2002年发表的《写实主义成分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一文中已有论及：“《海上花列传》虽不足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并驾齐驱，但其描写‘平淡而自然’，故尚不致与它们背道而驰。到了清末的所谓四大‘谴责小说’，却走了回头路。”（《不京不海集》，页541）这里“平淡而自然”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海上花列传》语言风格的批评，但章先生以四五页篇幅论述其文学成就，另一方面鲁迅把四大“谴责小说”看做晚清小说成就的代表，因此章先生说“走了回头路”，意谓走上了“载道言志”的老路，也是对鲁迅观点的某种修正。

从古今演变来观察近十几年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热点或趋势，不仅可看到章先生的“整体”观念仍具充沛活力，且开启多元的探索空间。

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通俗文学”研究论述中，《海上花列传》被尊为现代城市文学的源起，《玉梨魂》则是“鸳鸯蝴蝶派”的鼻祖，在此语境里来看章先生关于这两部小说的高度评价，无疑为“通俗文学”的正名及其研究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对于范伯群先生提出“通俗”与“五四”的“双翼”说，学者们似不反对，由是也形成了“雅”“俗”分治的格局。特别在作品的艺术性与经典性问题上，治“五四”者不乏居高临下者，治“通俗”的则不乏自视为软肋者，这些倾向对于文学“整体”的认识都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学习章先生对这两部小说的论述，破除雅俗的思维局限，以人性表现与艺术形式的互动关系为准则，方能有助于“大文学史”的书写。

近年来王德威先生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得到学界关注，也出现不少研究成果。自“重写文学史”以来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莫过于“现代性”议题，大约觉察到其局限，于是呼吁抒情传统，含某种回归传统的意味，不过迄今为止对抒情传统的研究大多是理论阐述或着眼于现代文学或文化中的抒情表现。从抒情传统的角度来看《新著》，始终贯穿着“尚情崇美”的主流，强调文学的基本特征即为情感的表现，可说是一部抒情文学史昭昭在目，且透过人性的复杂棱镜呈现出抒情传统的丰富色谱。如论及明代中期祝允明时指出：“他对写作艳体诗的热衷”，并对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祝允明书艳体诗册》作解读，认为在数量上超过韩渥和杨维祯，“在诗歌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这意味着通过歌咏男女爱情来冲击礼教和儒家诗学观念的努力，在明代中期已经重新开始，并且已有明显的表现”（下卷，页83）。在一向受到儒家正统排斥的历史脉络中认为“艳体诗”属于个体私情的人性深刻的表现，几乎视之为一个抒情次传统，同样也见诸对晚明王彦泓的高度评价，并指出从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郁达夫、王独清、唐弢等都受到影响，还传到日本被称为中国的波特莱尔。这个现代链接是个重要提示。20世纪初王彦泓的作品被重新发现而被称为“香艳体”，尤其在民国初年不仅其作品被广为传播与模仿，在“男女平权”思潮的影响下，如王文濡主编的《香艳杂志》、周瘦鹃的《香艳丛话》等大力发掘表彰古今女性作家的“艳情诗”。其实章先生对这方面一向关注，如《新著》论及明代中期杨慎之妻黄娥的散曲时指出肯定了“女性对自己的权利的要求”，即为一例（下卷，页155）。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玉台新詠〉为张丽华“撰录”考》一文不啻在追溯女性“艳体诗”的历史渊源了。

《开端》与《新著》对近世文学嬗变期至20世纪初的文学的考察释放出新的空间，对于目前流行的“清末民初”研究也扮演了启其先机的角色。继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之后，韩南先生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和胡志德先生的《把世界带回家：清末民初中国对西方的挪用》（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两书分别于2004、2005年出版，颇具标志性，海外大咖们聚焦于这一时段决非偶然。正如章先生所揭示的，从王国维、鲁迅、梁启超到韩邦庆、徐枕亚，在国族危机之际求新求变，无论思想、感情、语言等方面空前呈现古今中外之间的冲突、调适与融合的复杂性，对于历史演变的反思启迪了多元思考的可能性。最近陈广宏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一书对清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作了系统考察，即以“整体”观照及运用宏观与微观方法的出色成果。如书中专章讨论黄人的“审美为目的”的文学史观念，是清末文学演变中的重要一环。又如对胡适的“纯文学史”与郑振铎的“俗文学史”作了精彩论述，也带来进一步思考：“五四”的文学史建构可说是把雅俗两界占尽风光，当然“旧派”文学就无处容身了。

近年来文学与文化的跨界研究方兴未艾，《新著》的《增订本序》说：

对于不少学者指出“光从文学来研究文学是不够的，必须从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来研究文学”。我们的看法是：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确实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对于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文学在内——的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哪有对于文化总体的多少接近于正确的认识，又如何能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所以从文化的总体发展来研究文学和着重于（并不是“光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都是需要的，二者可以——而且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以致彼此纠正。本书属于后一种工作的性质。

对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势头，章先生敏感地作了回应，谨慎而具开放性，并且提出了如何立足文学而从事其与文化之间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带有方向性的启示。

章先生的文学整体观念离不开他的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对材料的收集和考证一丝不苟，却全局在胸，崇尚真知灼见，许多观点是经过长期酝酿反复验证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亟须对先生的著述、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展开研究，同时须保持他勇于探索不断开拓的精神，有所发现和创造，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本文根据2017年12月4日作者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举办的“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