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园”还呈现出了于右任题写的老上大办学宗旨：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

 

 

《上海大学章程》

 

 

 

何秉彝烈士及《上大五卅特刊》

 

 

1924年2月，上海大学学生数增至400人，学校迁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132号。

 

 

1924年2月—1925年5月，上海大学借用了时应里部分民房作为师生宿舍。

 

 

1925年8月上旬，上海大学搬到青云路师寿坊，弄堂口还挂上了于右任写的牌子。

 

文汇报记者 于颖

 

同一个校名，将穿越时空的两所大学连接在一起。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在短短5年时间内六迁校址，是所名副其实的“弄堂大学”、“陋校”。但那里集聚起来的良师、培养出来的英才，却狠狠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的方向。

 

从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的正门进入，没多远就能看到东侧的“溯园”。沿着入口往里走，弧形墙体一圈一圈向内下沉延伸，直至中心的校址地图广场。地面铺设的青砖碎石小道以及带木纹的灰色墙体，使得这番细数年轮般的体验，更显庄严非凡。

 

作为上海大学博物馆校史陈列的室外展示区，“溯园”音同“溯源”，取“追根溯源”之意，是为纪念20世纪20年代的老上海大学（1922—1927年）而建的。高低起伏、疏密相间的墙体，以大事记的方式，讲述了老上大从建校、几度搬迁直至被迫关闭的波澜岁月，上面还郑重地刻着老上大的大学章程和所有师生的名字。几组浮雕作品重现了老上大所经历的重要历史时刻，也让我们在建党初期的革命浪潮中更清晰地找到了这座被誉为“红色学府”的历史坐标。

 

于右任邀请共产党协助办校

 

1920年代初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全国各地学潮不断。1922年春天，位于上海闸北青岛路（今青云路）弄堂里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长王理堂，打着“提倡新文化”的旗号，鼓吹学校已聘任了陈独秀等名人学者，招生敛财，最终引发学潮。彼时，不少学生已经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力促校方改组，并提出可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中的一位担任校长。章当时隐居苏州，陈的行踪捉摸不定，于右任便成了最佳人选（张元隆《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

 

其实，陈独秀当时就在上海，以他作为领导人的新成立的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很可能在这次学潮和改组中发挥了一些作用。茅盾在回忆中就有过这样的表述，“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还有“中央考虑之后提出请国民党出面办学的意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但据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长林介绍，这一说法与亲历者——上大学生、青年团员嵇直等几人的回忆有些出入，“而且有资料显示，如果东南高师学生知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很有可能不会提议他做校长”。所以刘长林认为，茅盾关于学生找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考虑的回忆，为一孤证，尚有待进一步的史料证明，“但上海大学创建后的教师选派方面，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通过组织，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

 

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民国日报》刊发《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在当时国民党处于低潮、积极寻求国共合作这一大背景下，校长于右任毫无疑问对任何“有主张、能奋斗之士”都寄予了厚望。1923年春，他和副校长邵力子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京津菜馆宴请来沪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并邀请其协助办校。乐嗣炳就曾回忆说，受邀的李大钊因北方工作走不开，“后经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讨论，把上海大学作为党的干部学校，李大钊就介绍邓中夏来办上海大学”（乐嗣炳《回忆上海大学》）。

 

虽然刘长林在常年的史料蒐集中，并没有找到中共将上海大学作为党办学校的正式决议或文件，但是，“从上海大学的实际办学效果、历史贡献和社会影响来看，革命学府、红色学府的头衔当之无愧”。

 

邓中夏、瞿秋白功不可没

 

在把这所“弄堂大学”打造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高等学府的过程中，邓中夏、瞿秋白二人功不可没。邓中夏时任上海大学校务长，他在为上大拟定的章程中，明确“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教务长瞿秋白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强调“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传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 ‘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 ‘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 至此，上海大学设有社会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美术科和中学部。社会学系凝聚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比如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萧楚女、施存统、安体诚等，并且首开国内高校之先河，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引进课堂、编进教材、武装学生。

 

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学和社会哲学。他学识渊博、教学灵活、态度和蔼，为了给学生解释清楚问题，还多次在课后去学生宿舍讲课。早年毕业于社会学系的刘昶曾撰文回忆说瞿秋白非常受欢迎，“不仅外系的同学，甚至本校的好老师恽代英、萧楚女也来听课。教室容纳不了，只好站在窗外听课和做笔记”。

 

恽代英讲授国内政治、国际问题等课程。大热天里，滔滔不绝的他有时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有学生端茶倒水、送手帕给他擦汗，他还笑着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不习惯用这个东西。”当时，恽代英还担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就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及撰写文章。蔡和森则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两书编成讲义，讲授社会进化史。彼时，这两本书还没有中译本，他的讲义经过整理后，作为上海大学丛书之一，后由民智书局出版。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虽然没有在上大担任教职，但非常重视和关心学校的发展，在1923年4月到11月来沪期间，数次到上大作讲演。1923年4月15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了《演化与进步》一讲，说到“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以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1月，李大钊又分别作了《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概论》《劳动问题概论》3个演讲，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阐释，鼓励青年奋发向上，追求社会进步。 包括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等授课讲义，后来都整理成书，由上海书店出版。此外，当时的报刊杂志如《民国日报》或其副刊《觉悟》，也刊登了一些演讲和讲义内容，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大钊的《社会主义释疑》、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等等，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激发社会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分析中国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社会学系的这些名师，不仅影响了校内青年学子，还通过讲义的发行影响了校外。李维汉就曾在《怀念秋白》中写到自己于1924年在湖南读到瞿秋白等编的《社会科学讲义》，并用它来讲课，“学生们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我也从中得到不少教义”。

 

“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除了社会学系，上大广揽贤才，打造了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中国文学系有陈望道、邵力子、谢六逸、沈雁冰、田汉、俞平伯、郑振铎等；英国文学系有何世桢、董承道、冯子恭、孙邦藻；美术科有洪野；中学部由教育家侯绍裘主持。教材基本都是教师自编的，如陈望道讲授的是修辞学、国文法，开明书店后来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就是他当初的讲稿。当时大部分老师都为兼职授课，一些年纪轻的在讲堂上还颇有些“不自在”，施蛰存就曾回忆说：“田汉那时上课都不敢看下面的学生，只顾盯着天花板，我们都不禁失声笑了。”

 

“大牌”师资云集，使得原本东南高师的烂摊子在短短2年时间内闻名遐迩，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说法。

 

在上海大学创办伊始，瞿秋白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表下决心，“要用些精神，负起责任”，把上大建设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刘长林说，从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在学校的广泛传播，可以看出此时的上海大学已经成了新文化运动强大的宣传阵地。他的证据有三：一是中共刊物在上海大学的自由流通，“青年团成员在上海大学以学生自治的名义组织了书报流通处，公开销售《向导》《新青年》等”；二是上海大学所用教材，有不少采编自陈独秀的文章；三是中共教师在讲述社会主义、国民革命、帝国主义等内容时，都会用褒扬的态度提到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后期，前期大家熟知的是解放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而后期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刘长林认为，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也使得上海大学成为后期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镇。

 

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除了系统、细致的理论学习和宣传，上大的热血青年们在有着革命斗争经验的教师的熏陶和激发下，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中去。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大学结出的硕果。作为革命的熔炉，上大在1924年底就被《大陆报》拿来作比，同北京大学并称为“共产党活动的两大中心”。

 

上大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当时在上海算是比较强的。有资料显示，1924年1月，上海党员50人，上大就有18人。1926年，党组织上大特别支部成立，党员61人，同年底增至130人，是全市党员最多的支部。至于青年团，1924年10月，上大团员数量几乎占上海团员的一半（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

 

上大社会学系党团员最多，参加革命活动最为活跃，他们注重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开展了各种群众性、政治性的活动，比如深入工人居住区和街道办平民学校、工人夜校、识字班，服务对象有工友、妇女、儿童，年龄最小的才八九岁。

 

在这过程中，上大学生李硕勋、刘华、杨之华等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而英勇牺牲的黄仁、何秉彝则用满腔热血谱写了感人篇章，被永载史册。

 

1924年10月10日，上海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国民大会，不少上大学生赴会。国民党右派指使流氓诬陷学生扰乱会场秩序，对学生大打出手。上大社会学系学生黄仁被推下讲台，不幸身亡。轰动一时的“黄仁事件”也成为上大学生献身革命的首次尝试。何秉彝随后还在《向导》上发表《哭黄仁烈士》的长诗，表示要“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进行反帝宣传，揭露日本人枪杀工人顾正红、逮捕学生的罪行。何秉彝作为示威宣传的联络员，奔走于各条马路。下午，南京路老闸捕房的巡捕公然朝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13人，逮捕了150多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年仅23岁的何秉彝当场被击中，翌日因抢救无效死亡。后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仅在“五卅惨案”当天，上大受伤的学生就有13人，被关押的达131人（《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

 

作为五卅运动先锋队的上大，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前沿，社会上也开始流传“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的说法。

 

以“养成建国之人才”为宗旨的上海大学，先后为国共双方输送了很多革命骨干。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是秘密进行的，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开幕词中就明确表示：“惟当时各省多在军阀铁蹄之下，不易公开招生，故预先委托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因此参会的国共双方代表就成为黄埔一期生的招生代理人，毛泽东就在上海大学负责过一期生的复试。作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可谓黄埔军校初创时的第一招生大户，共介绍了76名学员，这虽然跟其个人魅力、社会地位有关，但上海大学校长的身份也帮了不少忙，不少上大学生后来也都考取了黄埔军校（陈予欢《黄埔军校》）。

 

到了北伐前后，上海大学实质上已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全方位人才的大学，涌现了一批职业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学大家，包括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阳翰笙、何挺颖、郭伯和、施蛰存、戴望舒、孔另境、谭其骧、匡亚明、丁玲等，都在“上大”学习并走出了一条各自发展道路。正如邓中夏所说：“上大学系虽杂，而各欲以所学从各方面企图建国的目的完成则一，只此一片耿耿孤忠，是我们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所不能一日忘的，所努力从事的，这便是和别的大学不同的地方，也便是上大的使命。”

 

传承与弘扬红色基因

 

1922年上大创办时条件极其简陋、艰苦，校舍就是青云里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楼房，两层楼共10间房子。1924年2月，“弄堂大学”的学生数增至400人，学校迁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南阳路口）132号，同时借用了时应里、甄庆里、敦裕里民房为师生宿舍。1925年6月，英军对上海大学实行武装占领，学校在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临时办事处，租下方斜路新东安里18号为临时校舍。7月中旬，租用中兴路德润坊(今公兴路中兴路口)为临时校舍，此时学生数已达800多人。8月上旬，确定青云路师寿坊（今青云路167弄上海海运局宿舍位置）15幢民房为校舍，弄堂口还挂上了于右任写的“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牌子。此时，上海大学的声誉蒸蒸日上，考虑到未来发展，校方决定筹钱建造校舍。1927年春，江湾新校舍落成（今圣堂路奎照路），4月1日，新学期开学。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给上海大学扣上“赤色大本营”的帽子，强行查封学校，新校址也挂上“国立劳动大学”的牌子。

 

从1922年到1927年的5年时间里，上海大学六迁校址：从青云里到西摩路、老西门、德润坊、师寿坊、江湾，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弄堂大学”、“陋校”。尽管期间国民党当局也数次拨款资助学校建设，但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遂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学校封闭。

 

2013年4月3日，“青云路上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1922—1927年）遗址纪念墙在上海市第六十中学建成。学生们根据上大青云路校舍外观的老照片，用利乐包和旧衣服为主要材料进行复原制作。2014年10月23日，“溯园”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落成，占地1800平方米，全年向校内外开放。而老上大因颠簸流转散落在街角巷落的其他印记，也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和重视。

 

老上大和现在的上海大学并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之所以要追溯那段烽火岁月，刘长林认为是为了继承一种大学精神，一腔热血青春：“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致力于服务国家和社会，这在新老上大是一致的。老上大将社会学系培养成革命人才的大本营，而在1980年4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时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重建，这也是1979年社会学学科恢复后中国大陆高校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他希望现在的上大学子，能像老上大前辈那样，不枉费大好的青春年华，严于律己，在求学和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走出新高度。

 

同一个校名，将穿越时空的两所大学连接在一起。石库门里“弄堂大学”的简陋当然不比现代化优越的办学条件，但那里集聚起来的良师、培养出来的英才，却狠狠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的方向。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老上大的革命精神一定将继续激励来者，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