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

每逢3月，校园里都会掀起一股学雷锋的热潮。也许很多人会好奇，今天在校的大学生都是90后甚至是95后，他们会如何践行雷锋精神?　这些从小生活在相对优渥环境中的年轻人，对于志愿者服务又持怎样的看法?

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校园文化建设、城市精神的熏陶濡染，参加一定的志愿服务活动，已成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甚至在职业选择等重要的人生关口，这种助人亦自助的积极精神，对这一代年轻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是一位沪上高校年轻教师对90后大学生从事志愿服务和社会调查的记录和思考，读来颇耐人寻味。

我们有必要让大学生理解：人生活在时空结构之中，但时时处处想着节省时间、缩短空间、抄近路、走捷径，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行色匆忙中奔走了一生也未必快乐

我曾作为考官，参加过学校研究生支教团和西部计划志愿者的面试。一般来说，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去向，有的是继续深造，有的是直接就业，还有介于其间的一类，就是到贫困地区支教和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

研究生支教团主要是面向“未来的研究生”进行招募，通常与申请保送研究生资格的选拔面试同步进行，以往一般放在每年的九月，也就是大四的上学期。西部计划志愿者则是面向当年度的大四毕业生招募的。当然，这两个项目都对成绩绩点有一定的要求　(前者尤其如此)，在此基础上，要分别在边远地区农村或西部省份基层从事支教活动或社会服务工作至少一年以上。服务期满后，前者返回学校就读研究生，后者则可以作为考取公务员时的加分项。

这样的制度安排，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一种可能：一些申报者可能成绩不佳，保研未必能够过线，但走此渠道，难度系数降低后，胜算加大。也有的学生，可能将志愿服务变为就业失利后过渡性阶段内的某种缓冲方式。

从去年开始，研究生支教团面试时间提前到上半年，在保研面试之前就进行选拔。整个过程，让我深受感染和教育。

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生培养环节几乎没有什么志愿服务方面的要求，也无从体现和接触到多少志愿者精神。如今，这些要求已经被量化为志愿服务的时长，载入学生的培养过程和记录，成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

让人欣慰的是，面试过程中看到不少大三的学生，成绩很好，绩点很高，甚至直接保送研究生也是有绝对的把握和很强的竞争力，但他们就是希望先去边远地区和农村服务一年，再接续自己的学业，回答问题洒脱自如，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报名西部计划的女生，已经考上研究生，但还是决定先去西藏做一年志愿服务，家里也很支持，非常纯粹，没有半点功利性的东西。这一代年轻人很少束缚，有闯劲，更敢于和乐于追随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内生兴趣，更可爱、更让人佩服。

几乎同一时间，也有学生在为是否报名参军而发愁。有一名大一学生问我：“老师，你对大学本科期间应征入伍两年有怎样的看法？　很多人告诉我，这两年是一种浪费，浪费了青春和工作机会。可我从小就有从军的愿望，无奈周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众口不一。你怎么看呢？”我回复道：“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志向和理想，我支持你。只要自己想清楚了，参军也好，支教也好，都不是浪费时间，都是在锻造和砥砺自己。”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必要让大学生理解：人生活在时空结构之中，但时时处处想着节省时间、缩短空间、抄近路、走捷径，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行色匆忙中奔走了一生也未必快乐。人生是一连串事件，迂回才是常态，一气呵成反而鲜见。人生一世，重在折腾。所以，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

把社会调研与支教服务结合起来，能同时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锻炼社会交往能力、提高科研素养，可谓一举多得

我在高校工作后，还带队参加过几次农村支教活动。虽只是利用暑假，时间并不长，但也深知，真正扎根到农村去做这样一个公益性的事情，是要有心理和思想准备的，并不是那么容易。

有一年，我和同事熊万胜老师带着上海财经大学的20多个学生到皖南调研和支教。起初分了四个组，原定我们这个组只有三个女生，而且放在较偏的一个村。后来她们提出要求，希望增加一个男生，最好老师能过来，所以我就跟着去了。坦率地说，我对这一组的最初预期不高，担心这些同学太娇气。但是10天下来，我惊喜地发现，很多活动的开展都超出预期，同学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倒是我自己想多了。

记得当时，一名女生被安排住在当地的一个养猪大户家。由于环境的原因，住地虫子比较多、也比较怪，她被咬了很多包。女生固然是害怕虫子的，第一天晚上刚入住就给我打电话，希望调换一家。我告诉她，我住的地方也有虫子，不如你把电风扇对着吹，虫子也好、蚊子也好，就无法落脚了，把灯一关，虫子就走了。就这样，她安顿下来，而且最后和这家人家相处非常好。那个养猪大户后来在我们访谈结束后“吐露真言”，说他家的小屁孩本来说，“要不到三天，就把这个女老师气走。”结果呢，不到三天，他们就打成一片了。

记得当时，我们组的人数最少，居住也最分散，四个人住四户人家，最远的和最近的之间大约有20分钟的路程。如果按原定计划，白天支教和调研，晚上讨论，那么就要很晚才能各自到家。我要把她们一一送回去，也不很便利。所以我们因地制宜，每晚6：30到村部食堂吃饭之前，讨论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这样，在支教方面，我们或集中、或分散地帮助辅导了十一个孩子，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不等。在调研上，我们先后对村主任做了两次采访，还访谈了三个村民组长，一个种粮大户、两个养殖大户、一个大学生村官以及其他的零星农户，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和数据。

把社会调研与支教服务结合起来，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锻炼社会交往能力、提高科研素养的很好方式，可谓一举多得。事实上，实地调研和访谈是需要学习和锻炼的。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刚到农村地区做田野调查，很难开口，一旦开口似乎也很快“词穷”。慢慢地，就能有进步了。在农村，当地人一开始可能根本不愿意说实话，以为我们是来挖“负面消息”的。但真正进入现场、融入当地生活后，接受度就会越来越高。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沪郊一个村子做20天的驻村调研。第三天的时候，一个邻居看到我还在这里，跑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没走？　你们真是做研究的？”我说，对啊。他就说：“那我重新再跟你谈一次，第一天没跟你说实话。”所以，你得用实际行动获得认同，农民才会跟你开口讲真话。

跳出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的“两极钟摆”，去体会别人的苦乐悲欢，这样才有意思、有意义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把社会调研与支教相结合，可以兼顾“有意思”和“有意义”两个层次。

说一个事情、一个人有意思，似乎是言说者的主观评价，其实不然。客观上，这个事情、这个人必定存在某种属性，使你产生了一种“映射”。这个时代，孤芳自赏甚至唯我独尊的人越来越多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成功学“大师”越来越多了，乐于倾听他人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做调研、去访谈，就是要找寻有意思的事、有故事的人，倾听他们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跳出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的两极钟摆，体会别人的苦乐悲欢，懂得赞赏他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可能经历所有，但我们可以去理解他人的经历来丰富自己的阅历，这叫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

支教是件有意义的事，这无需多做解释。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是自己不满足，希望别人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其实“被需要”也是一种需要。撇开平衡教育区域差异的宏大叙事不谈，支教活动的确很好地满足了志愿者的“被需要”和孩子们的“需要”，也让志愿者真切感受到教育资源禀赋的区域分化。

记得我这一次去支教，住的那户人家有个初二的小朋友，数学很好，很聪明，就是英语弱。我们有一个普遍的感觉，这里的孩子英语普遍比较弱。一个初二的孩子马上要升初三了，还没有学过音标。我当时逗他说，只要这个单词我会读，就会写，他不信，我说那你随便考我。他觉得很神奇，产生了学习兴趣。我就教他音标。他的父母都是初中文化，数学已然无力指导，英语就更望而却步了。但他们很重视教育，给他买了一个点读机，但英语学习真的不是“哪里不会点哪里”那么简单的，机器不能代替词典。后来我们临走前，专门到镇上，给我们20多个人教的小孩子人手一本，买了比较规范的英语词典。我们去支教的这地方，还是靠近长三角、相对比较发达的安徽农村，可以想象，再往一些偏远内陆地区、贫困山区，恐怕教育基础上的差距会更大。

概括起来说，有意思、有意义，其结果就是在助人的同时，净化了自己的心灵，获得一种满足感，这是在单纯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很难体会到的满足感。在我看来，支教志愿者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的：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助人亦自助。我们应该是来帮助别人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地收获快乐的，除了这个，不应有别的特殊目的。把有意思的事情变得有意义，把有意义的事情办得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方向。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