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德国浪漫派》

[法]雅克·达拉斯 著

曹胜超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本书是对欧洲思想史的一种独特构想，即从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从但丁到德国浪漫派的欧洲思想、政治和诗歌，而这种思考对我们理解当下欧洲不无启发。

>>内文选读：

刺猬的哲学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刺猬几乎只在夜间活动，需要出发觅食时，它才会打开身体，虽然踏着极碎小的步子前进，却能走极远的路程。它被贴上恶魔的标签，因为这种魔幻的动物在走动时吻部会呼呼作响。但是满身尖刺看似提供保护，其实却是多么大的弱点啊！与古典趣味——也就是说法国趣味——决裂，浪漫派发明一种超越美的“毛蓬蓬的美”。他们几乎凭着直觉理解康德——所有已知哲学家中最变态地恋家的那一个——，并给自己拓展出一片夜色中的风景，一片隐藏在森林和树篱背后、使他们与神的无限性直接联系起来的风景。在“小”与“近”之中，逐渐展开无限遥远的崇高。与其说宏伟，两者间的界限同样是直接的，若非更加直接的话。“林中路”——更应译为“林中空地”而非“不通向任何地方的道路”——的上方，低矮的山脉覆盖着一片理想的黑色森林。图林根就是如此，它被魏玛、爱尔福特和爱森纳赫所包围，除了茂密到暗无天日的无边冷杉林，还有许多林中空地和山隘，山隘的形状仿佛在这种幽暗的临近中被施了魔法。

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在他的绘画中表现了这一点。他的浪漫主义风景具有一种不确定性，颠倒白天和黑夜，在观看者身上产生的是一种交流，一种无以捉摸的内部不稳定的游戏。我们居住在世界的哪一面？基于永远无法知道我们的视线依靠何物这一事实，从背影来看我们只是一些形象吗？格赖夫斯瓦尔德的画家和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分别指弗里德里希和康德。早已无可抗拒地划定我们与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之间的界限。我们看不到，也无法看到自身视野的另一面。这另一面迫使我们在对面放置一些物体（gegenstand），我们断言这些物体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构成科学地构建起来的现实，然而我们却不愿意承认，它们是我们构建行为的任意性产品。就像地球永恒地围绕太阳公转一样，我们在绕着物体转动，无法给我们永恒的偏心运动确定一个中心。

因此，断片最能表明这种断裂。那是一个整块的“视野”，除了将它确定在自身范畴之内的科学定义，还包含着更多的潜在性和相似力量。在每个断片里，在每个碎片化中，都隐藏着一个进入诗歌的直接入口。一切断片化的客体都是介于研究对象和想象对象之间的分界线和共有槛，“断裂”是我们的分析力和想象力之间最大联结点和最深渊薮之所在。想象是一个盲人，一个近视者，看得更远是因为他抓不住无限的接近。瞎子和近视者进行摸索的方式，正是诗人们接近科学之处。无论诺瓦利斯还是歌德以及华兹华斯，都对矿物学、地质学、化学情有独钟，他们试图抓住纯粹理性和想象理性之间的联系，然而康德却通过分析的方式解开它们之间的复杂性。

很快，这种形式分析将不能一直保持悬置在虚空中的状态。人并非生活在纯粹的思辨性当中。谢林——耶拿小组的朋友——在《自然哲学》中坚持断片表达法的同时，又重新将合法性赋予此岸与彼岸、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主体与客体之间得以和解，或者更恰切地说，重新扎根于一个共同的基座之上。中世纪哲学对主体与客体的撮合，经由斯宾诺莎重新激活，将一种被称为“产生自然界的自然界”的创造性自然与一种被称为“被自然界产生的自然界”的被创造自然结合起来；这种撮合的回归解决了令人不安的断裂。如何解释实体可以显现于特殊之中、个体经验的“断片化”之中，这成为谢林的主要关切。他设想，在每个独特经验中，每个单独的“这个”都被许可接近世界的灵魂，这就是说“其他事物作为其他的可能性，而且这些其他事物又与另外的其他事物在无限中相联接”。因为“灵魂是无限在有限中的一种真实而鲜活的存在”（断片93）。

对谢林和他的诗人朋友们而言，大自然如此深刻地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回归所在，而且那是一种联接瞬间与空间的回归。诗人渴望回归“平静”，因为实体的本质正是“平静，平静的图像是空间，而空间就是平静本身”（断片88）。按照他的设想，对深厚祖国的眷恋极其强烈地表现在个体出生的故土之上。由此产生出诗人与民族——作为众多生命临世之地的民族——之间的特别联系，这尤其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特征。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法国大革命最早通过枪炮将这种联系强加给欧洲各地，而且在那之前，法国的新政权已经以“法兰西民族”之名把它强加给法国。

当我们身处魏玛的中心，望着这座歌德小城北面的布痕瓦尔德葱郁的高地，我们如何平静地、带着“空间的静谧”思考浪漫主义？难道说一个预谋的野蛮行径打定主意，要玷污、要败坏浪漫派大师们置于他们出生的祖国之上的微妙的视觉联系吗？还是说这哲学与这杀人的谷坡之间存在某种更为深刻的共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