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人间值得：来自上海中山医院的二十一堂生命教育课》一书，由朱畴文、罗哲等25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成员共同撰写，以生命教育课的形式，通过21个“人生关键词”，从医生的亲身经历多维度解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告诉读者在面临人生重大考验时，应当如何看待疾病和变故、如何调整自己的态度与心情、如何始终抱有对生命的热情与希望，并收录了“落日余晖”等武汉抗疫的实拍照片，是一部非常生动的生命教育著作。日前，该书研讨会在朵云书院（戏剧店）举办。

一本有温度的书

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本书从中山医院一线医护人员切入，尤其聚焦于重症医学科等面临重大疾病较多的科室，从他们的真实体悟出发，试图给大众提供一个新的生命教育角度。这些见惯人间生死的医生，是审视生命最好的发言人。你或许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活着？当遇到突发变故时，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书中将会用温情的语言一一解答。

中山医院原院长王玉琦在序言中说道：“我们希望，这21堂生命教育课能帮助人们‘认识生命之真，实践生命之善，创造生命之美’；能给那些还在疾病中挣扎、努力着的人们一些鼓励和希望；也让迷茫着的青年医护同行们重拾信心。我们相信，疫情的阴霾终究会散去，生活必定重回平静。为之奋斗的人们的所有汗水和泪水都会浓缩成四个字：人间，值得！”

一本“求真”之书

研讨会上，本书作者之一、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心脏大血管重症亚专科主任、中山医院援鄂国家医疗队队长罗哲提到，本书选用了21个关键词，将音乐、旅行、理性等不同元素融入生命教育之中，每个词语都很贴合医生本人的特色。许多医生在忙碌的工作间隙，仍然坚持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感写出来、沉淀下来，并进一步提炼、升华，由此才共同构成了这部“求真”之书。

在书里，我们能够看到最为真实的援鄂记录。领队朱畴文说：“抗疫一线，没有神人、没有超人，只有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在奋斗！”医生们在武汉慢慢习惯了布满汗雾的护目镜，习惯了紧紧的N95口罩，也习惯了湿透的手术衣……种种场景，让人无法不敬佩，无法不动容。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直面疾病与死亡，但笔下的文字却并不沉重，而是努力传达着对生活的美好期待，点亮生命中的独特光彩。本书的后记中引用了海子的一句诗：“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在这本书里，读者一定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如阳光般温暖的生命感悟与体会。

一本追问生命意义的书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表示，这是他参加过的最特殊的一次新书研讨会，因为这本书所传达的是令人感动的医生精神、中国精神，它既是一部抗疫记录，又是一部生命教育课，没有任何虚浮和夸张，用真实、丰富、温暖、理性的文字，铭刻了医生的行迹，这将成为一段相当珍贵的历史。

本书始于抗疫，却没有止步“抗疫”，而是积极融入医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观点与思考，从多个维度解读生命的意义：敬畏、信仰、坚持、理性、责任、情怀、远行、家庭、爱心、信任、专业、绘画、 执着、榜样、亲情、热情、志向、团队、青春、音乐、诗歌……

在书中，我们能感受信仰和坚持的力量，思考责任和情怀的内涵，体悟远行和志向的担当，读懂信任和榜样的意义，明晰专业和执着的重要，同时还能感受到青春的活力，亲情的浓厚，艺术的气息……不同的关键词，折射出生命的不同光彩。翻开书卷，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感同身受后，寻找到心中的“诗与远方”，并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生关键词”。

正如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所说，这本书不仅是抗疫之书，更体现了“大医”的理念，不仅医病，而且关注人的生命和尊严。“人间值得”所要表达和期盼的，正是人人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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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理性，大步向前

罗 哲

2020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用封面给出对这一年态度鲜明的差评，黑色粗体的2020被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下面写着：The worst year ever。

经历过2020年的人们，恐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理解什么是“不确定性”。国内经历举国隔离，无数医护人员前赴后继，无数企业陷入困顿，无数打工人艰难度日，上下一心换回生活生产秩序重启；国外新冠疫情此起彼伏，英美元首相继染疫，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动荡与摩擦加剧……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过：“疫病从来都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历史上，疫病一次次肆虐欧亚非等文明发源地，突如其来，又往往代价惨痛。而这些代价，实质上反 映了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本能与理性之间的较量。

一直以来，大家对疫情本身或者后疫情时代做了很多讨论，但是对处于不确定环境的思考还有待梳理。那么，如何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理性？

我们不妨先来认识三个动物：黑天鹅、灰犀牛、大白鲨。

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二条发表评论员文章， 文章的题目本身并不显眼，叫“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二论做好当 前金融工作”。但是文章里有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 这句话说：“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 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带火了两本书：《黑天鹅》，作者是纽约大学兼职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灰犀牛》，作者是女记者米歇尔·渥克。

“黑天鹅事件”说的是不可预测、影响很大，但是事后可以解 释的事件。通俗地说，它是一种概率很小，但是破坏力很大的事 件，比方说当年的“9·11”事件。有人说，2020年的新冠肺炎也属于黑天鹅事件。现任的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就是这个观点。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并不认为新冠肺炎是黑天鹅事件。他的观点是，有医学专家或者团队预测，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流行病，2020年差不多该发生了。

不过从流行病学角度讲，新冠疫情或许可以预测，但是你不知道它在哪个具体的节点暴发。而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新冠疫情无法预测、概率很小、破坏力很强。这次新冠疫情的范围超越以往所有的流行病，波及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还让英国首相、美国总统等人都相继感染……疫情影响非常广泛。所以新冠疫情可以算是黑天鹅事件。

第二类是灰犀牛事件。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很高，也有很大的破坏力，但是当下还不会发生。比如地球变暖、楼市泡沫、社会老龄化，这些是迟早会发生的，但是它不会现在发生。就好像有一头灰犀牛从远处朝你跑过来，你总觉得它还很远，但是等它冲到你面前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你可能会被灰犀牛撞死。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当年在美国房地产繁荣发展的时候，大量机构向次贷借款人发放借款，简单地说，就是向原本不符合贷款要求的人发放贷款，让没有稳定收入的人也能得以买房。但是再后来房价下跌，而还款利息还不断提高，许多人还不起贷款，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违约，银行收回房子，却卖不出高价，出现了大批量的亏损。进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金融领域到实体经济，最终波及了全球的经济。

在灰犀牛这个概念出现以前，大家都认为次贷危机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但仔细想想，其实一切早有苗头，它更符合一个灰犀牛事件的定义。

不管是黑天鹅事件还是灰犀牛事件，其实并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从技术角度来说，黑天鹅事件是一种极端的不确定性事件，无法预测，发生的概率也极低，普通个体很难遇到；灰犀牛事件是一种可预测的事件，尽管对个体确实影响很大，但是人们至少是可以有准备的。而且在非常态世界中，比例最高的不是这两类事件。所以说，这两者不是最可怕的。

在非常态世界中，最可怕的、也是比例最高的是第三类事件，它以较大的概率随时可能发生，并带来破坏性，对于第三类事件，专家能推测其概率分布，但不知道何时会发生。这种介于黑天鹅和灰犀牛之间的第三类事件被称为“大白鲨（White shark）事件”。

“大白鲨事件”这个说法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提出的。他说他用了很长时间在想这个名字，选用大白鲨这个词，是因为他了解到大白鲨有几个特点：第一，大白鲨分布很广，据说有海洋的地方就可能有大白鲨，所以，它具有普遍存在性。第二，大白鲨攻击性很强，几乎没有天敌。一些大白鲨题材的电影也展示过，它凶起来，普通的枪支对它都没办法，所以它的破坏力很强。第三，很关键，就是它的行动没有明显规律，也就是随机游走。

从能否预测的角度上讲，灰犀牛事件还可以预测，所以不用太过担心；黑天鹅事件虽然是不能预测的，但是它出现概率较小，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大白鲨事件既不能预测，又随时可能发生，没有一个稳定的轨迹，且破坏力很强。

举几个例子，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二次暴发。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属于黑天鹅事件，那么其二次暴发就属于大白鲨事件，你根本不知道它下一步会在哪里暴发。比如说北京很多学校，本来2020年5月的时候就准备复学了，因为上半年是毕业季，要让毕业生准备返校，给他们一个星期打包行李，尽快离校，分几拨返校；学校都做好了准备，连志愿者都培训好了，准备让志愿者提前入校。结果，志愿者刚培训完，北京就暴发了“新发地疫情”，导致志愿者留下来了，那些提前来的人，来了就来了，没来的不要来了，在中途的要回去；最后，毕业生们的行李基本都是志愿者、老师和工作人员打包给他们寄回去的。

北京疫情之后又出现了新疆疫情，新疆之后是青岛，青岛之后是天津，天津之后上海也发生了疫情，到了2020年底，疫情又出现在北京，而且是“多点零星式”的出现，全国都开始重视，到了2021年初，石家庄出现较多的病例，石家庄也成为 2021年国内第一个被定级为新冠疫情高风险的地区。

不妨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个要出差办公的人，你能提前知道哪个地方会发生新冠肺炎吗？你不知道。你能提前知道哪个地方会二次暴发？你不知道。这个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完全没法预测，但是破坏性很强，根本不可能回避。这与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不一样，所以称之为大白鲨事件。

再举一个例子，医生们比较熟悉的现象——极端医闹。这类报道之前有很多，这些极端医闹并不是经常出现，也并不一定是来了就闹、闹了就极端。这些人可能一直都不爆发，有人是因为几天前的诊治不满意，有人是因为几年前的诊治现在突然不满意，就爆发极端的报复思想，有人甚至不满意了也不找自己的主治医生，就去医院随机找个医生报复，比如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遇的袭击，这些都无法预测。怎么办呢？这就像活火山，随时可能会爆发，大白鲨事件很难预测，随时可能发生，还会带来破坏性。

那么在由极少数黑天鹅事件、很多大白鲨事件和未来的灰犀牛事件构成的非常态世界里，我们应该如何保持理性？

从20世纪初至今，对于不确定性，对于人类认识的局限与思想、决策和行为的关系，有一批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在另一部书《随机致富的傻瓜》中提道：“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谁对经济思想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不是凯恩斯，不是马歇尔，不是萨缪尔森，更不是弗里德曼。答案是两位非经济学家，两位关注内心世界的研究者，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尔斯基。”

塔勒布提到的这两位是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获奖原因是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的研究。而这两位的理论又是源于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西蒙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西蒙认为，在复杂社会里，小我不能获得所有需要的信息来作出合理的抉择；相反，人的理性十分有限，在现实社会里，人们解决问题首要是靠以往的经验，即采纳经验法（亦称启发式，Heuristics），并不能周全考虑问题。

西蒙的理论与“管理者是理性决策者”的传统观念相悖。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哲学家就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其行为是由理性差遣的，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如萎靡、醉酒和愤慨时，人们的思维和抉择才会是缺乏理性的。所以，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不断地将最新经验推论到未来，以进行预测。一旦不确定性增加，人们就容易变得束手无策。当人们收到混淆视听的信息时，多倾向于以可解释、可预测的方式作出反应，但这种预测方式并不总是具有建设性的。

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影响了卡尼曼和特沃尔斯基。两人进一步指出，人们在不确定性世界中作决策主要依靠于有限的启发式。三种最主要的启发式是：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Availability）以及锚定和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捷径思维、程式化思维和锚定思维。

这三种思维在医务工作中非常常见。

例如在新冠疫情的初期，一些诊断没有把冠状病毒的因素考虑进去，只是针对病患原有的症状和已知的病情做观察判定，就是程式化思维；有些治疗在过程中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深入判断症状之间的源起和关联，就是捷径思维；而只考虑新冠病毒的因素、忽视病患原有其他疾病所起的作用，就是锚定思维。——这三种都是惰性思维。

类似的思维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屡见不鲜。

如果在2021年初阅读最新一期的《纽约客》， 看看劳伦斯·赖特笔下的《美国大疫纪事：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就会发现，里面记录的美国最初应对新冠疫情的种种思维与决策，与上述提到的许多思维模式若合符节：“1月28日，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把波廷格（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亚洲事务主管）带到美国总统办公室，特朗普正在那里听取每日情报简报。根据当时在场的人的记录，这次会议上，简报员提到了病毒，但并没有将其列为头号威胁。……波廷格离开总统办公室，走进了战况室——一个新成立的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正在那里开会。人们对他很恼火。福奇说：‘一个没有症状的人引发呼吸道疾病是不常见的’。就非典的情况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没错。福奇仍然希望美国科学家从中国获得更多数据报告。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认为现在采取破坏性行动还为时过早。他说，在中国以外只有少数病例，而在美国，这种病原体的传播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公共卫生团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建议道：‘让数据来指导我们。’”

看完上述这段《纽约客的报道》，不妨再来看看卡尼曼后来出的一本很有名的书“Thinking，fast and slow”，在中国一度被翻译为《快思慢想》，在第13章“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里有这样一段话：“对风险带有偏见的反应是导致公共政策中优先处理权不稳定和错位的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监管人员对民众的无理要求可能会反应过度，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敏锐性，也因为他们和其他民众一样容易抱有同样的认知偏见。”

美国政府内部在新冠疫情初期面对风险时的不同态度，正是对上述理论的生动展示。固执和程式化思维影响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思考方向和应对效率，再次验证了西蒙对“管理者是理性决策者”的否定。

其实，中国的孔子在《论语》中也有着类似的劝诫。《论语·子罕》里的记载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大意就是，孔子绝对不会犯这样四种毛病：凭空臆断、武断绝对、固执拘泥、自以为是。具体到我们的医学工作中，尤其是这次武汉的抗疫过程，每一条都有对应，都不落空。

我们在武汉抗疫过程中，重视使用 CT 影像的分析诊断，就是“毋意”。由于活体不能做病理检测，因而 CT 就成为对新冠病情的重要观测和分析手段。病变类型（磨玻璃样改变、网格样改变、铺路石征样改变以及实变等）和病变范围等对指导疾病诊治都有重要意义。我在武汉前线的八周里，在80张床的重症肺炎病房，一共拍了500多人次的CT，平均每人四到五天一次。CT结果有好有坏，大部分情况都还满意，而对情况不佳的患者，会马上对其治疗方案进行调整优化，之后再随访，情况便明显好转。肺部 CT 表现其实就是肺内炎性反应的“窗口”，是病情最快、最直观的反映。然而，之前四版的诊疗指导方案里都没有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即便是在第五版中有所提及，强调得也远远不够。但我坚持把 CT作为新冠诊治的重要依据，事实证明，临床实践效果很好。收集CT 数据并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引发更深度、更精准的发现，这恰恰使“毋意”在今天借助技术走得更稳健。

在武汉前线，有一些医疗队在下诊断决策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失之主观、依赖经验等问题。这个时候有意识的“毋必”就很重要。例如有一次病情讨论会，某医疗队危重病患在实施ECMO的情况下，出现气胸状况，然而气胸未能及时、充分引流，该医疗队坚信病患不是气胸，甚至准备对患者进行肺移植。当时看了病患的CT和各项指征，我们觉得没到这一步，还是有气胸引流不充分的可能，就提醒负责医疗队还是要考虑气胸因素并建议改变引流再试试。经过反复沟通交流，负责医疗队同意对气胸再次进行CT评估，很快证明气胸未得到有效处置。后来我们队里又把从上海带来的引流设备支援给该医疗队，病人最终获得成功的救治。

灵活处置，是临床中的“毋固”。我们医疗队在援助武汉时临床坚持早期合理使用激素，慎重使用一些药效不确定的药物，这不仅仅在当时各大医疗队的方案中很能体现上海医疗技术精准的特点，也是在各种指导用药意见纷至沓来的时候不拘泥成法、实事求是的体现，这一点在临床实践中尤其重要。临床医生绝对不能否认激素在临床的作用，但在此时如何把激素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同时把副作用降到最小？有一位医生的亲戚不幸患了新冠肺炎，用激素9 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在加重。大家都认为应该停药，但我的判断是激素量不够，调整剂量后，患者终于转危为安。

开阔思路，也是“毋固”。比如医生常说的“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个“总是去安慰”不一定只是心理安慰，也包含技术上的安慰，例如用激素让人体自身免疫力得到“安慰”从而为恢复做好准备。这就像《笑傲江湖》里风清扬教导令狐冲“谁说使这招‘金玉满堂’一定要手中有剑？”，令狐冲豁然顿悟，从此不拘泥于招式，以无招胜有招。

最后，反思抗疫需要“毋我”。不能只从自己的工作和成绩看待抗疫，只肯定自身的工作亮点，认为自己毫无问题；但是如果从更大的格局考虑，往往就不会盲目自信。武汉抗疫的结束只是新冠疫情在国内告一段落，从疫情整体来看，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于刚刚开始。我们对新冠疫情的认知不仅要看一地一国，还要看世界；不仅要看那些被肯定的成绩，还要反思在取得胜利之前有过哪些失败和教训；不仅要看近1年的抗疫总结，还要看未来5年到20年的防疫抗疫设计。

回顾这次疫情在武汉前线的经历，不确定的信息还是很多。无论是同行、媒体，还是民众，所传递出来的摆到面前的信息，都是让人有些担忧甚至有些害怕的。毕竟在当时对新冠病毒还没有更多了解和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唯有审慎和果敢并重，科学与关怀同行。

对待武汉医疗单位转过来的病患，我们的临床救治方案要审慎，既要充分听取各兄弟单位前期治疗新冠遇到的问题，也要对自己平时在这一领域的业务经验有信心，出手要果断。即使需要会诊，也要明白，会诊只是给信息参考，不能照单全收。不论有多少种指导意见，最后给病人开方子下药出方案做决定的那个人还得是你自己。而且在临床，个体病例的治疗方案如果由多人拍板，可能反而有更大的问题。此时需要医生勇于站出来，拟方要审慎，执行要果断。领导更多的是执行否决权，要火眼金睛看问题，举重若轻解问题。很多时候往往是看你敢于不用什么药、不用什么方案，从而把空间留给一线，使得一线的医生反而能够更轻松更灵活地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对症处方。能够把“实事求是”落实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对于临床是更稳、更实的支持。

同时，我们也要换位思考，从人性出发，不仅考虑病人，还要考虑医疗团队。病人是人，医护也是人。人往往都是怕死的。在新冠病毒和新冠疫情有诸多未明之前，医疗先锋队某种程度上也是“敢死队”。这时候团队心理的疏导就不能只停留在言语上，还要落实到科学的调配和切实的关怀上。例如减少个体在高危环境的单次工作时长，根据团队具体的身体状态及时安排休息、营养补充，甚至放假等，把关怀落实到切实有用之处。帮助要实，关怀要真。我们经常说，当不知道怎么选择治疗方案时，就想想假如这个病人是你的家人你会怎么治疗；同样，当看到医疗团队带着责任和使命冲到疫情一线而不知道怎么关怀时，就想想假如正在充满致命病毒感染风险的病房里奋战的都是你的兄弟姐妹或是孩子，你会怎么关怀。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理性？

最起码可以有一个底线，就是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我们在不确定性中追求理性的终极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体验和更久的延续。

从武汉抗疫归来，我最大的感触还是对人生的理解。

很多人都对我们医疗队这次在武汉抗疫期间拍摄的那张“落日余晖”的照片印象深刻。那张照片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天正好我安排呼吸治疗师陪刘凯医生带这位老人去做 CT，结果我等了他们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我以为出什么事了，一直也没收到消息。于是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冲他们发了一通火。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到夕阳很美，跟老爷子拍了个照。听到解释，我气也消了一半，看到照片，我觉得这一幕还挺温情的，所以发了朋友圈。谁也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火，照片发出去三分钟后，宣传部门找我谈话，说他们要用，中新社后来也用了这张照片。

两个背影在疫情中忙里偷闲看夕阳，为什么这么打动人？这并不是人们忘记了抗疫的艰险，也不是人们忘记了数字的揪心，更不是人们忘记了离逝的悲伤。我想，人们经历苦难、保持理性的终极目的，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在人间走一趟。

在旁观者看来，医务工作者是救死扶伤的人，但是作为医学行业中人，我却常常被患者对抗生老病死的过程警醒或疗愈，让我明白应该如何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如何理解生活的意义。

拍照的那一天是2020年3月5日，适逢“惊蛰”——这个节气在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里意味着复苏的开始。没有过不去的冬天，也没有到不了的春天。从那天算起的 28 天后，我们上海中山医院援助武汉的抗疫医疗队完成使命，集结返沪。

我在上海中山医院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在波士顿博物馆拍摄的现代艺术品，画面简洁，就是一个人在平衡木上大步向前走。我很喜欢这件作品，它经常能够传递给我一种精神：人间很多事，大步向前走。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理性，大步向前，在人间更好地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