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展厅现场复原）、 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 制图：李洁

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国家起源一道构成考古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大课题。水稻至今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稻作农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眼下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示了三个“中国最早”：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因而备受学界关注。

事实上，上山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也是“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认为，此次展览的举办十分有意义，有利于向全社会展示稻作文明对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有利于加深世界对中国悠久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最早的炭化稻米，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2000年11月，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发现上山遗址。此后在以上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万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上山文化考古发现成果举世瞩目，充分证明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和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题词“远古中华第一村”，是对上山文化价值内涵的高度概括。今年，上山遗址成功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考古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相关县市人民政府鼎力支持，共展出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文物近200件，通过实物遗存与场景复原，呈现人类稻作农业起源之初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面貌。

展览现场，一粒炭化稻米被放置于展厅显眼处，它粒长3.732毫米、粒宽1.667毫米、粒厚1.723毫米，长宽比值2.239。这粒稻米在上山遗址年代属于上山文化早期的灰坑（H461）中被发现，其长宽比相对于野生稻要小，经分析研究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这些发现让稻作栽培历史上溯至1万年前，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此次展出的灰黄色砂岩磨盘、磨石反映了上山时期农业加工的发达繁盛。磨盘平面近似圆角方形，边不规整，整器非常厚重。使用面对角形成一条隆起的脊线，两侧稍低，使用痕迹明显。

在世界范围内，定居社会的出现都是古文明发展的起点

彩陶，曾经被当作黄河流域古文明的底色，是仰韶文化的代名词。其实，在上山文化所处的时代，古代先民已经学会了用色彩来创造、来表达。比如，展厅中的一块彩陶陶片，应是一钵碗类的残片，夹细砂红陶，陶质较细腻，器壁施红陶衣。口沿处有白色点彩，器壁残见三个单独的几何形图案，图形为填涂而成，与顿点连缀的点彩手法有着本质的差异。可见的两个完整图案，其一为带着一周辐射短线的圆形，似太阳纹，另一为两个顶角相对的三角形。残见图案为填涂白彩的直角。

在一件彩陶壶中，考古专家发现了酿酒的证据——壶内的残余物中有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经检测研究，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据此推测，9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而这只陶壶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酒器。

研究发现，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上山文化彩陶在上山文化早期便与其他地区的陶器颇有差别，具备更先进的一些特征，亮点在于其复杂的器型，不仅有碗、小口鼓腹的罐，还有大口盆，功能丰富多样。其中，大口盆反映了较大社会群体的公共活动，这是脱离了小型家庭经济活动、构建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

实际上，上山遗址也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截至目前，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两种类型的房屋基址。一种是柱列式房屋如上山遗址的1号房址，以挖洞栽柱的方式构建房屋，遗留下来的柱洞呈三排西北—东南向的分布，构成长约14米、宽约6米的建筑空间。另一种是沟槽式房屋如上山遗址2号房址，四段沟槽组合成长方形的墙基，残见一个3米×5米沟槽转角，其中还发现方形柱坑。

“‘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定居社会的出现都是古文明发展的起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介绍，同季节性的狩猎采集社会相比，定居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村落周边，比目皆是可以管理、控制甚至“拥有”的资源，人的生活半径变小了，但属于人类的“领地”却变大了。定居迅速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社会规模的扩大，也促使这些早期的定居者重新调整人和人的关系，逐步产生复杂的社会组织和亲属制度。在中国，上山文化因为较早进入这样的定居时代，因此能迅速发展成为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多达二十处遗址的聚落群，跟同时期其他零星发现的定居遗址相比，遥遥领先。而从上山文化中期开始，不同聚落之间就已体现出各自的独特性，比如义乌桥头遗址和仙居下汤遗址，都以发达的红衣陶为特征，但从器形到装饰又有各自鲜明的区域特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山文化设定了早期中国发展的方向，定义了中国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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