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难以获得的，并且有很多人。我生活在天真的不断惊奇中。通过我对我周围的陌生感的评判，我无法确定我是否在抵抗人类存在的中心的疯狂内核，以及某一个文明的种种特征。也许，活力本身总是迫使我最终选择另一条途径。

能量应会遭遇抵抗；抵抗使它保持在实践中，挽救它。然而，如果能涌出，喷向一堵巨大光滑的墙，墙上没有任何一个粗糙处，甚至没有一条缝，这就不只是抵抗了；这实在太难受了。于是能量转向内心，消耗自身，而一个人问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没有墙？这是不是我的幻觉？是不是有可能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应该使自己适应它？”

我一位朋友，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给我看他的一首诗。诗中写一个人徒劳地尝试爬出一口暗井。结果证明，这个人正是造井者的儿子。

我对罗宾逊·杰弗斯的着迷源于一个事实，也即他的假设都是错误和渎神的。他说明了两种文学延迟发展的规律：美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它们都借用西欧的问题和主题，赋予它们更大的尖锐性和坚强度。因此，杰弗斯的宇宙是所有十九世纪殉道者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人被无限扩展的牛顿式空间所否定，被失去任何人性意义但又进入永恒轮回的循环中的时间所否定。杰弗斯还最完整地表达了那样一种悲惨，它在难得的场合中被称为活力充沛的个人主义。

好，就算是老生常谈吧，但与它讲和依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想法：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感到他们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缺陷的和匮乏的（尽管匮乏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而当他们试图表达什么，从他们口中冒出来的只是结结巴巴的盲目仇憎和好斗情绪。然后他们死去，而谁敢在善与恶的天平上衡量他们可怜的灵魂？

也许我的人生是胜利的，不是因为它缺少邪恶和失败，而是因为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眼睛看到原本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承诺的东西如何得到实现，我怀疑是假伟大的东西如何分崩离析。那隐藏起来的现实的结构是合理的。在这个可怕的世纪断言这点并不容易。不过，除了极少数短暂时刻外，我几乎总是怀着这样一个信念，也即荒唐的事情迟早会失效，而这正是我与我那些绝望的同代人的区别。难以命名，只能凭直觉去感受，运动的结构在我看来似乎是奇迹。

艺术与思想作对，后者被截住，与想象力分开，被处罚只得到一点儿科学迷信的饮食，戴上庸俗化的镣铐。很有可能，这整个十九世纪的困境在生于1890年前后的俄罗斯诗人中达到其最悲剧性的维度：安娜·阿赫玛托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他们什么也没有，除了信仰他们自己那强大的、善嫉的神灵，它摧毁他们的人生快乐以便他们的作品能够诞生；这是他们的圣乔治大战恶龙。但是，这条曾经打败波德莱尔和兰波的恶龙，甚至更强大了；它已经长了多个头和毒牙。

现代艺术家接受一些讨人喜欢的关于罪的概念，因为美德是既成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忘记他们的职业的道德矛盾。艺术诞生于对善的渴望，但观念和形式要求相信自己，而这又是源于对自己的心灵敏捷的痴迷。骄傲、鄙视、傲慢、愤怒支撑了一种与世界为敌的飞扬跋扈。人们说我们不应当下地狱，因为我们的作品弥补了我们的罪责，但也许这只是另一种滥情的错误观念。

暴行总是潜伏在我们日常的喧嚣扰攘、我们的习惯、社会组织、言语、微笑的表面下；战争年代只不过是使它浮出表面而已。之后，在别的某个国家，在别的某个城市，我常常在拥挤的人群中停顿一会儿，说：“收起这种过分讲究吧！如果此情此景哪怕是再多持续一天，也已经够好的了。”

当我们以无论是谁，只要他创造一个生物在其中受尽痛苦的世界，他就不是好人为理由，来否定上帝的存在，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否定视为一种有能力改变某件事情的行动来对待；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希望羞辱上帝。

战争刚结束之后，卡齐米日·维卡为了给某一代人找一个标签，谈到那些“感染死亡”的人。但人是善忘的，甚至达到他逐渐开始怀疑他亲眼所见的现实的程度。他知道这种健忘是卑劣的，但是如果他不断在想“那件事”，则除了这件事之外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道德诗歌和散文在那条雾蒙蒙的边界线上升起，那条边界线代表着你已开始忘记但依然记得。

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有他们自己和别人作为性欲生命的形象，而通常这是使他们变得有人性的唯一东西。性器官使我们想起人生的短暂、脆弱、不安全；难怪爱与死总是被联系在一起。那么，让我们来赞美粗声粗气、咯咯笑和色迷迷的眼神吧。无性欲的想象力是抽象的威胁，是机械玩具互相擦身而过，是向谋杀发出邀请。但是男男女女济济一堂，以他们童真、稚气的面目示人，连同他们躲躲闪闪的诡秘的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是既可能又有必要的。这时，对被认为存在于性欲中的魔性也即那嘲笑我们的价值观的大自然的魔性的惧怕，就会被同情和幽默所缓和，博爱于是显露，还有失去的乐园的微光。

这是不是长篇小说变成不可能的另一个理由，也即我们已不再对传统手法所描写的行为与我们的肉身之间的差异感兴趣？在晚餐桌上一场神学辩论期间一块热土豆掉进某个人的遮羞布里，像《项狄传》里发生的那样，对现代城市也即地狱城市那些充满魔性的居民来说，已不再是感兴趣的对象。

我们应该对我们在欧洲一个不属于二十世纪甚至不属于十九世纪的角落被赋予的东西心怀感激。我们无法欣赏它——直到后来，看到那些从不知道根本关系的温暖，于是徒劳地试图通过旅行到所罗门群岛或荒废的墨西哥村落去温暖自己的人。

我一边经过图书馆书架上厚厚的著作一边暗自发笑，因为那些著作上的名字都是我认识其肉体存在、其犹豫不决、其小游戏、其可笑行为、其衰落、其胡言乱语的人的名字。但他们在那里：永远被冻结、保存。我们被我们的精神面貌、我们的风格联系起来（我们彼此间的差异必定会消失），我们雕刻我们在时间中的状态，一个壁龛或一个洞窟，它将被我们最直接的后辈忽略，只有到后来才会被发现，然后从某个新角度重估。这是其中一面琢面。另一面琢面是当我在俄勒冈州山中人工洞窟的迷宫里逛荡了一个钟头的时候，该洞窟是在十九世纪末纯属偶然发现的（一头被追捕的熊，还有追赶它的猎狗，都突然间不见了，“消失在地下”）。那些钟乳石和石笋使我烦闷，但大自然的奇迹对我产生作用。它通过与一座图书馆的一个个书架建立联系，而把自己变成一幅人性化的图画。

考虑到印刷物的过量，也许现在是制定一个法规的时候了，把文章、随笔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限制在一行以内？

如果我长期保持沉默，那也许是因为我被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的恐怖淹没了，也即由于血液的激动，于是出于对牵涉其中的危险一无所知而采取勇敢的行动，但后来侥幸逃脱了，浑身冷汗，牙齿打寒战？

为什么我不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我用文字来碰触原本不应该被碰触的东西？

进入建于十八世纪末的圣何塞传教所，我从墙壁、旧木、皮带的气味知道我回老家了，因为我曾在老家度过孩提时代最快乐的几年，凭藉乡下的自然奇迹，一切都凝结在旧共和国最后几年的时间中，因此我在这里对着逝去的年代所怀的惊叹，与其他旅行者是多么不同啊。

我的同代人自豪于他们不再以难懂为理由来迫害艺术家和作家，但他们从未想过那种了不起的宽容指涉的是昨日的难懂，而现在某些类型的简朴性对他们来说反而是难懂了。

不管怎样，我不希望生活在十九世纪，因为如此一来我就会有那种我至今依然无法说清楚的意识，而那意识却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单元、作为宿命论包括在其中——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别再悲观地谈论退步或永恒轮回的循环吧。

由于诗歌在面对哲学的种种挫折时愈来愈变成一种认知器官，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希腊早期那种除了诗歌哲学之外没有其他哲学的时候，因此当代书写狂就只好装扮得好像很有知识深度似的。

在英国，有一位诗人叫作菲利普·拉金，他大胆无畏地把他的第一本诗集的书名叫作《较少受骗者》，而不知道优雅、友善的怀疑主义乃是诗歌中令人憎恶的东西，因为诗歌只有被当作一场你把一切都押上去的游戏才成为可能。

不难理解为什么歌手鲍勃·迪伦在加州青年中如此受欢迎，因为我听见他在接受采访时，采访者问他是否把自己视为诗人，他回答说：“不是，甚至不是哲学家……”

一个诗人是否成熟，不仅应根据他取得什么成就来评估，而且应根据他拒绝做多少蠢事来评估。

我曾经在很多年中思考所有类型的艺术技巧的下流，在我目前和过去所熟悉的每一个国家里，如果被蹂躏者和被侮辱者的命运真正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下流的。

我们这个世纪被问到一个问题，也即在知道他们的国家有集中营的情况下，艺术家们如何能够写作、谱曲、画画，但人们忘记譬如说迷人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产生于舒适的堂区，堂区牧师的女儿演奏小型竖琴，而在邻近的工业城市常常能看到有人因饥饿而蹒跚或在大街上奄奄一息。

曾经对所谓的挣扎求存非常关注的小说家，已逃入深层内在经验的区域，仿佛他们的人物有地方住有饭吃是一件明显的事，但我觉得这类甚至没有提到金钱的散文是可疑的，而我的怀疑主义得益于我的人生经验，对此我心怀感激。

我正在如此强烈地体验这二十世纪下半叶——动态雕塑、新音乐、时装、大城市的街景、社会习俗——使得我不断地惊奇于那条理论上一定存在于我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维尔诺某个青年之间的纽带。

不可避免地，我们已逐渐习惯于我们周围随处可见并如此明显地有悖于常识的荒诞；根据这种荒诞建立的各种制度的耐久性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鉴于我们已经一度在上一次大战期间变得深信人们是因为缺乏理性而受惩罚，我们便不禁要问我们自己，这种荒诞的新扩散是否预示了某种东西，或者说，在期待惩罚的同时，我们是否犯了以类比方式来思考的错误。

似乎所有人类都应该彼此互相拥抱，叫喊他们活不下去了，但是他们的喉咙中没有逸出任何叫喊，他们大致还能做的一件事情，乃是在白纸上写字或在画布上画画，心里非常清楚所谓的文学和艺术是代替叫喊。

内容节选自《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

作者：米沃什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