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旦笔下的上海外滩

前近代的上海始终处于江南的边缘，可以说是江南的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在通商及一系列“突发事变”的推动下快速走向繁荣，并取代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而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而江南文化也从以苏杭为中心，转变为以上海为中心。

“江南的上海”业已名震天下

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县以来，上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江南一个“无所表见”的普通滨海县城。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明一代及清朝入关之初厉行的海禁政策：“国朝（指明朝）以来，法令严明，沿海通番之家悉皆诛窜，从此良民无敢私自出海”。清朝入关之初，出于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需要，复厉行海禁，“片板不准入海”，不仅商船，甚至连渔船也严禁出海。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了上海“四民失利，故往时所号为大富室者，今多萧然悬罄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并在上海设立江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迅速摆脱前此那种“海禁严切，四民失利”的困境，走向繁荣，成为“莞枢南北，转输江海”的“互市巨埠”。

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觉梦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这段话大体反映了开埠前夕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的实况及其在区域中的地位。

嘉庆年间，上海县城东门外已有专事洋货买卖的商行，所聚集之地称洋行街。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的银洋在上海亦日渐流通，甚至出现了“以洋来者为贵”的崇洋风气，所谓“世俗物用都以自洋来者为贵，无论物产何地，美其名则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贵游豪侈，一切奢丽生色，亦争艳之为洋气云”。“在上海的发展历程中，上海从来不想囿闭自己，上海始终是敞开自己的大门，在开放中实现开发，又在开发中迎来更大的开放，并在更大的开放中带来更进一步的开发”。由开放带动开发，这确实是上海与江南其他府县特别是内地的府县最大不同之所在。

然而，前近代上海尽管已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城市个性，在海禁解除之后，上海城市社会经济构造的外向型特征尤其明显，展现出开放主义的态势，但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江南地区的整个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位置，它的重要性远无法和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相提并论。从整体上说，那个时候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帝国晚期”的制度环境使然，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上海城市的自主性受到抑制，盛与衰都系乎朝廷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二是那个时候江南的交通与商业网络基本上以运河为中心，作为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运河承担了江南大部分物流的转输，在这样的交通与商业网络中，上海僻处海隅，只能扮演边缘性的角色。只有当海运取代河运的时候，上海潜在的地理优势才可能真正发挥出来。

苏、杭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

就江南地区社会的变迁而言，太平军战事最深远的影响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变化莫过于苏、杭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

在长达十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 “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这个“丛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和资金向上海汇聚的过程。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另据最保守的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断的难民则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们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

上海的崛起给江南地区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市场网络到产业布局，从城镇格局到社会生活，受上海强有力的牵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趋势。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

江南地区的城镇布局向以苏州为中心，上海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新的城镇体系”。至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城镇，受上海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了。与上海联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江南地区城镇的盛衰。“一部分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趋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进出口贸易增长及城市发展需要的新兴市镇。”而且，这一类新兴市镇发展迅猛，1870年代以后，松江府属各市镇比“太平战乱”之前增加3倍，据统计，单苏州、杭州、嘉兴和松江4府所属市镇在同光年间就增加了110个。这样一批市镇的兴起，以及城镇空间的重新布局，是近代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它表明江南地区城镇格局已由内向型向外向型逐步转化，这种转化又使江南地区卷入到世界市场的循环之中，并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区域。有位外国学者形象地将这一区域称为“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

近代江南文化版图的重构

苏杭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江南中心城市的位移，不仅意味着江南地区城市格局的“主从倒置”，而且直接导致江南文化版图的重构。

明清时代，全国印刷文化及书籍文化的重心集中在苏州、南京、杭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这里拥有全国最多的进士，最多的书院，最多的讲会、诗社文社和学术流派，当然也有最多的藏书家和刻书处。据统计，乾隆时期江浙两省进呈的书目就占了全国进呈书目总数的大半，足见当时江南人文之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江南文化对边缘市镇――甚至是北京和广州――均具有极强的辐射力。

但是，这种局面在太平军入主江南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之后，富庶、繁华的江南进入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战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江南经受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洗礼。

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中心――苏州和杭州的文化基础设施所受的破坏尤为严重，作为承传江南文化载体的士绅在漫天烽火中或死或逃，地处江南边缘的扬州于1853年被太平军攻陷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中国文化界的学术和文学地位，也就是说，江南已变成了文化的“真空”地带。

所谓时易势移，主要指的是上海的崛起。许多学者往往从经济角度来理解上海的崛起，事实上，它的崛起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涵。就后者而言，开埠之后上海就已开始显露出它日益强大的融汇、吸纳和替代的功能。当江南变成文化“真空”地带的时候，上海租界因远离内战的风暴而成为江南的学者、文人及画家的“避秦桃源”。

单就文化方面的人才而言，上海拥有当时中国最庞大的知识阶层。到1903年，上海已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至1949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700人，是中国文化人最集中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

上海之取代苏杭而成为“新人文渊薮”，对近代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变迁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说，太平天国之前江南文化是以苏杭为中心向边缘市镇包括上海辐射，那么，在此之后，江南传统的文化中心急遽地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上海则成了“新学枢纽之所”和新文化的中心，各种新的思潮、书籍、报刊及国内外重要信息，开始从上海源源不断地流被江南，流向全国。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江南文化中心的位移，更预示着旧学的式微和新学的蓬然而起。就这个意义而言，江南文化版图的重构，也许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作者：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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