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书中都还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写成1921年7月1日，不知其中有误。

1980年初有党史专家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7月1日既不是“一大” 的开幕日，也不在“一大”的会期里！“一大”开会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是发生在上海的“大东旅社谋命案”，提供了破解“一大”召开时间谜团的依据。

▲陈公博

出席中共“一大” 的代表共13名，其中的一个，是来自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1921年7月14日，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自广州经香港北上抵沪参加“一大”。因夫妻同行，又是准备公私兼顾“补度蜜月”的，所以到上海以后，他们没有住进代表们的集体宿舍白尔路博文女校，而是去闹市区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开了房间。

▲由叶璇和佟瑞欣饰演的陈公博夫妇

“一大”以后，陈公博在两篇文章中讲到，住宿大东旅社期间，隔壁房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大东旅社谋命案” 。第一篇文章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8月份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文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命案。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得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在当时，共产党处地下活动中，“一大”是秘密会议，所以文章中采用了诸多隐语，称参加“一大”为“旅行” 。

1943年，叛国投敌成了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又一次提及“大东旅社谋命案”：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出我出席……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天明，忽然听得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陈公博的这两篇文章里还说：自己听到枪响又听到女子的惨叫后，从地板上跳起来，打开房门探看，走廊里却寂静无人，怀疑刚才是梦境。到了上午9时许，有一茶房跑进来说，隔壁房间里的一个女人被人杀死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茶房说，前日有一男一女来店里住宿，今天一早那男的叫了一碗面，吃了出去，我问他要钱结账，他说等一会就回来，还有人在房间里。不料我入房间打扫，那女的已死在床上，她身中一枪，颈上还有毛巾缠着，大概男的打了她一枪，见她不死，又用毛巾来勒死的，已向捕房报了案。

▲《申报》报道大东旅社谋命案

陈公博笔下的“大东旅社谋命案”，发生在他参加上海“一大”时，且是耳闻目睹了的，可以肯定并非杜撰，由是引起了党史专家的注意与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延安时期直到“文革”的40年间，“一大”召开的时间一直是个谜题。

建党后的中共尚在幼年时期，先是在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下，处于秘密斗争状态，后是十年内战，又属弱势一方，还经历了万里长征。长期游击，生死搏斗，党的早期文献多未保存下来，也没有条件组织活动纪念党的诞生，随着时间推移，连“一大”召开的时间都模糊不清了。

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战，中共得以合法存在，并有了南京政府承认的地盘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稳定的环境中，中共高层开始考虑纪念党的诞辰了。

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在毛泽东的印象里，“一大”召开时间是1921年农历五月。1936年7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

毛泽东曾问过董必武“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董必武答：“只记得是7月在上海开会，至于哪一天，记不得了。”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将7月1日作为建党的纪念日，这一提法首先出现在了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作演讲的《论持久战》中：“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194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样，就以党中央的名义，确定“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指示中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6月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头说，“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也一直在7月1日庆祝建党。

人们对“七一”建党纪念日并无异议。但有党史专家认为，召开“一大”的时间始终还是个未解之谜。这并非臆断猜测，而是有充分理由的。

当时已掌握有部分“一大”代表的回忆，包括文章、谈话笔录，都没有提到“一大”的确切会期，更没有一个说到7月1日的。

13名代表到上海的时间，也否定了7月1日是“一大”开幕日的说法：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6月下旬，毛泽东、何叔衡7月4日以后，刘仁静7月7日左右，董必武、陈潭秋7月20日左右，包惠僧7月20日，陈公博7月21日，周佛海7月20日至22日之间。

中苏蜜月时期，苏方转来了当年共产国际保存的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料，对7月1日开幕也是否定的，但也没有开幕的具体日子：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的俄文原件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感叹考证之难，1971年8月4日在《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说：“有些事情缺乏文字依据，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

心犹不甘的党史专家不畏艰难，有心求证个水落石出，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氛围，不便公开考查以免“触电”， 所以在私下里搜集资料，寻觅证据 。

“文革”结束，进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新时期，破解“一大”召开时间谜团的时机趋向成熟，党史研究者从陈公博笔下的“大东旅社谋命案”，似乎看到了希望 。

关键之点，陈公博所说的“大东旅社谋命案”真否？又是否真的发生在开会期间的7月31日？

1921年8月1日，报童挥舞着报纸叫喊：“看报看报，女尸惊现大东旅社！”

喊声传处，行人纷纷掏钱买报，不过半个时辰，“大东旅社谋命案”便传遍了上海滩华界租界，成为大街小巷、茶楼酒肆的热门话题。

大东旅社由上海“四大公司”之一的永安百货公司开设，与东亚、远东、一品香并称为“三东一品”，属十里洋场上等豪华型旅馆。140多个房间装饰考究，硬件齐全，设有舞厅、酒吧、浴室、弹子房，提供吃喝玩乐住全方位服务，平日里多有大亨、闻人、交际花、青楼花魁出入其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都曾选择了大东旅社。名店效应的缘故吧，大东旅社的新闻，一向夺人眼球，为人津津乐道。今次的命案一经发生，各色人等又是大感兴趣特别关注。

▲“永安百货”今昔

《申报》的“本埠新闻”版上，案发次日的8月1日，就以《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为题先发报道，副标题十分抢眼：“被害者为一衣服丽都之少妇” ，8月2日又有《续志大东旅社内之谋命案》，3日再发《三志大东旅社内之谋命案》。综合3天报道，“大东旅社谋命案”的案情大致如下：

▲《申报》再次报道大东旅社谋命案

凶手瞿松林，23岁，浦东人，某英籍医生的私人仆役，曾因私用客人账上的钱被告发，被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被害人孔阿琴，22岁，缫丝厂女工，住新闸路福兴里411号。

这一男一女是在新世界、半淞园等处游玩时搭识的，做露水夫妻已有年余，发誓虽非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前不久，瞿松林趁英国医生去内地避暑消夏之机，偷了他的手枪和75元；7月27日持枪从其兄长瞿振华处勒索得金表一只，现洋45元。与孔阿琴在外逍遥两天后，于30日住进了大东旅社四楼，旅客登记簿上写了假名“张伯生” 。

31日清晨，瞿松林开枪打死了孔阿琴后，大摇大摆下楼离开旅社。茶房向他索要房租，他说娘子还在房间里，待后由她来结账，分文不会少的。

茶房彭郎夫左等右等不见“张伯生”的娘子来结账，便去催促。发现房门关着，先是叫喊，后是边喊边轻敲门，却毫无回音，心中生疑，将门撬开，只见一女子横躺在地板上，身盖绒毯，僵直不动，知有变故，急忙报告总经理郭标，郭标立即向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报案。

至于瞿松林为什么要杀死孔阿琴，其兄瞿振华向巡捕诉称：恐怕阿琴泄漏了瞿松林的肮脏勾当。

千真万确，1921年7月31日，上海发生了“大东旅社谋命案” ，这一天正在“一大”开会期间，可为破解“一大”召开时间提供证据。

陈公博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 这个“变故”，是指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会场，对此，多个代表的回忆文章中有载。他们记得，巡捕搜查的时间，在举行第六次会议那个晚上，也是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如周佛海1927年的回忆录：谁知到了第六晚，为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事发，随即散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

▲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共产国际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继续开会，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

其中以陈公博的记载最为详尽，因为他是在场的两个代表之一，接受了捕探的盘问，还受了惊吓。根据陈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获知如下内容：

是日晚上8点钟，“一大”召开第六次会议，刚开了个头，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出现在了门口，说是找社联的王社长。与会的代表、户主李汉俊诧异地说：“这里是民宅，哪有什么社联？也没有王社长这人。”

那人说是走错了门，道声“对不起”退了出去。

列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判断来者不善，主张立即散会以防万一，代表们于是匆忙撤离。屋里只剩下了两个代表，李汉俊是住宅的主人没法走，另一个便是陈公博，他因大会主席张国焘私下里说李汉俊的坏话，想留下来陪李汉俊谈话，看李汉俊的为人到底如何。

▲中共“一大”会场

不一会儿，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伙中西巡捕闯了进来，喝令两人不许乱动，随即开始搜查。

一阵翻箱倒柜之后，未发现什么违禁的东西。带队的探长在盘问了房主李汉俊之后，再盘问陈公博，问从什么地方来的，来上海干什？陈公博说自己是广州法政学校的教师，趁暑假来上海旅游会友。

探长又问：“你住在哪里？”

陈公博撒了个谎：“就住在这里。”因为他所住的大东旅社房间里，放着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若说了实话巡捕赶去搜查，不就泄露了天机？

搜查盘问一无所获，巡捕只得悻悻离去。

深夜里陈公博离开了李宅，出门后发现被密探盯上了，便拐进了一家商店，装作看物购货寻思如何摆脱盯梢。想起大世界电影场随便进出，场子里黑暗好脱身，便跳上黄包车直向大世界而去，偷眼瞥见密探也雇车赶了上来。

陈公博进大世界后，从书场逛到戏场又逛到杂技场，再上楼至屋顶的露天电影场，在人丛中钻来钻去，从另一部扶梯下楼，坐黄包车回大东旅社，路上窥测不见了尾巴，方才舒了一口气。

▲老上海的大世界

次日凌晨发生了“大东旅社谋命案”，枪响惊醒了陈公博，天亮后从茶房口中得知已报了案巡捕要来时，忙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社，他在文章中解释道：“恐怕他（指茶房）找我做证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烦，如果有巡捕来侦查，保不定认识我就是昨夜被侦查人之一。”

显而易见，“变故降临”的第六晚，就是“大东旅社谋命案”案发的前一天7月30日晚上！

那么7月30日是“一大”召开期间的第几天呢？“一大”又是哪一天开幕？总共开了几天？

综合代表们的回忆及共产国际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在上海6天开会、2天休会共8天。其间开了六次会议，开会时间都在晚上，最后一天即第六次会议时“变故降临”了。

从7月30日（在内）前推8天，是7月23日，这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

7月31日，代表们为安全计，从上海转移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天会议胜利闭幕。

最终的结论，“一大”召开时间为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其中8天在上海举行，第9天在南湖举行。

是军队党史专家邵维正，殚精竭虑，焚膏继晷，破解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谜团。他在1980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相关文章，得到中央组织部领导的肯定与赞赏。自后中央及地方相关的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均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新版的专著、教材也接受了他的考证结论。如中央党史研究室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破解“一大”会期的主要依据“大东旅社谋命案”，也频频出现在了新编的中共党史资料中。

转自《档案春秋》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