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间谍”潘文郁。

周恩来离苏前，建议其回国工作，潘文郁欣然应允。同年9月，潘文郁回到上海，在中宣部筹办机关报《红旗》。

1906年，潘文郁生于湖北襄阳，他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1925年秋，苏联帮助中国培养干部，中共中央从湖北选拔了11人，潘文郁是其中之一。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潘文郁作为指定代表，担任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翻译。

周恩来离苏前，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潘文郁欣然应允。同年9月，潘文郁回到上海，在中宣部筹办机关报《红旗》。

▲《红旗》创刊号，左下角署名中“问友”即为潘文郁笔名

1931年，王明夺取中央领导权后，潘受排挤被调任顺直省委宣传部秘书，从事地下联络工作。这一年7月，他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文宣公寓秘密接头时被捕。

潘文郁被捕后，很快引起张学良心腹谋士黎天才的注意。他久慕“大秘书”的大名，利用职权保释了潘文郁。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文郁，在黎天才的极力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8月28日，潘文郁被开除出党。

脱党后，思想极为苦闷的潘文郁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潘冬舟为名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分册，还在强烈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潘文郁翻译出版的《资本论》

潘文郁的进步行为吸引了北京特科（中共秘密情报组织，正式名称为北方政治保卫局，直属周恩来负责的中央特科领导）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文郁被捕后的表现，他虽然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赓曾对北京特科创始人吴成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北京特科开始做潘文郁的工作。最初他也不无迟疑，他很清楚当时北京特科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而他自己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更大。但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在脱党两年多后，潘文郁重回革命队伍。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文郁联系，潘文郁搞到的情报都经杨青林转交党组织。

▲黎天才

潘文郁要搞军事情报，少了黎天才不行，黎是东北军里非同凡响的人物。为此，潘文郁与黎天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甚至对中共有些同情和向往，他时常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征询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等。黎天才常常无法回答，于是把潘文郁当救兵来讨教问题。

潘文郁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了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指导潘文郁告知黎天才一些党的情况，并且帮助黎天才给张学良提建议、当参谋。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党第19路军后，重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时期。进入10月，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蒋介石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围剿”。

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黎天才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他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于是，潘文郁化名潘东周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

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文郁，被他的博学、有见解所折服，于是把他从北平调到了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黎天才在“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任组长，安排潘文郁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北京特科交给潘文郁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二是获取军事情报；此时的潘文郁，可谓得天独厚。

张学良对工农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感到不解，特别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他非常困惑，认为有必要对红军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或许，他研究红军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能不能联共抗日呢？

张学良责成黎天才搜集红军内幕，黎天才知道潘文郁一定胜任，于是把任务交给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能公开的资料，诸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按着词典的编纂体例，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张学良审阅后非常满意，还亲自写了序；印刷下发后，他也随身带上一本，不时翻阅。

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潘文郁也就获得了为党工作的便利条件。有一次，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文郁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文郁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了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致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苏区红军屡战失利，此时敌兵已突破苏区外围，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广昌进犯了。在形势危急的当口，北京特科派杨青林专程到武汉密会潘文郁。

潘文郁看着面前的大量文件，内心做着激烈的抉择。这些都是机密军事情报，对激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都是有价值的，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条件不许可，最好能带回家让妻子廖素丹帮着抄写，可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发觉身份必然暴露。

▲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摄于1950年（时任湖北省保育院托儿所主任）

最终，他决定冒一次险。凭着他在“剿总”的表现，他有把握既把情报搞到手，又不被身边人察觉。

趁着夜色，他把机密文件悄悄带回了家。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来临的时候，还是没能抄写完毕，而杨青林又必须当日往回赶。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儿交给了杨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详细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是豫鄂皖“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

就是这份机密文件导致了潘文郁身份暴露。

杨青林离开武汉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不仅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也使党的白区工作损失重大。

杨青林带着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特科成员遭逮捕。宪兵三团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有那份核心机密文件。

文件先是到了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手上，又火速报到了南京蒋介石那里。这份文件本该在潘文郁负责保管的机要组的文件柜里，却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员的手里，潘文郁极有可能是“共谍”。

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急电张学良，同时还把从北平查获的密件作为确凿证据发给张学良，要他把共谍潘东周押解去南京法办。

但是张学良不愿意被人指责他赏识和重用的人通敌，他正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于是带上潘文郁去了南京，以表对蒋介石命令的尊重和服从。会议期间，张学良得知潘文郁的嫌疑虽然很大，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中共卧底，案件还在调查中。于是，会后他又把潘文郁带回了武汉。

张学良一方面是太惜才，另一方面是重义气。事发后，他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南京又来电催促他交送潘文郁的时候，他致电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潘文郁。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防止特务暗杀潘文郁，他命人从机要组办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带走，保护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嘱咐手下，食宿给予方便，相对给些人身自由。

潘文郁被限制自由后想回家去看看，他向黎天才请假，黎天才很担心，毕竟潘文郁是蒋介石要的人，如果潘文郁脱逃，他无法向张学良交代。潘文郁理解黎天才的心思，对他说：“我不会跑的，我跑了让你承担，那不是人做的事！”

尽管事关重大，黎天才还是批准了潘文郁回家。妻子和弟弟得知了他的境况，都劝他趁少帅不忍心加害于他的时候赶快逃命，但是他并没有跑，而是抓紧最后的机会与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子团聚。当时大儿子三岁，小儿子才刚满一岁。最后，他挥泪告别家人，嘱咐妻子赶快带着儿子回湖南老家躲避。准时重返张公馆的潘文郁，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

▲潘文郁的长子潘湘生（右）和次子潘平生1953年12月合影

黎天才把潘文郁按时返回以及所说的一番话汇报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与品德，当即提笔写了一封信，安慰潘文郁不要惊慌，安心在张公馆住着，他要尽最大的努力解救他。

在张学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个月。就在张学良看到曙光的时候，被捕的杨青林叛变了。他供出了潘文郁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间谍，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给中共。潘文郁的身份彻底暴露。

蒋介石这时再度拍来电报，限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还寄希望于蒋介石开恩，他反而复电蒋介石请求宽恕潘文郁，他说，“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蒋介石不为所动，又接连打来多份电报，催促之外，还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指定要由参谋长钱大钧亲自监刑。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走出张学良的官邸，从容赴死。潘文郁被处决当日，少帅被曝泪流满面。

后续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潘文郁的烈士证明书

“文革”期间，潘文郁的亲属被扣上“叛徒”家属的帽子，在部队的两个儿子被勒令转业；弟弟潘薪传被红卫兵反复拷打，一怒投江自杀；身心交瘁的遗孀廖素丹，病逝于“文革”结束前夕。

“文革”结束后，由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历时7年终于查清了潘文郁不为人知的壮烈经历。1988年，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转自《档案春秋》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