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高考拉开帷幕，恢复高考四十年后，大学改变了数以亿计国人的命运。大学对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不久前，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潘建伟、中央美术学院前院长靳尚谊先后走进央视《朗读者》演播室，谈到了大学往事，如何让他们走上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薛其坤：在7-11教授门下从丑小鸭变天鹅

薛其坤来自山东临沂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他就朦胧产生了一个朴素的心愿，要当一个科学家，学牛顿、爱因斯坦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村里学习条件艰苦，课桌就是把一棵树劈开，凳子则需要从自己家带。薛其坤当时的学习成绩最有可能能考上大学，家里就把所有的支持放在了他身上。他也不负众望考上了山东大学物理系，1984年大学毕业，他选择考研究生。

“第一次高等数学只考了39分，第二次比较擅长的普通物理也考了39分。两个39分，让我非常郁闷。和别的成绩差别这么大，也暴露了我在基础知识上的短处。”薛其坤说，考一次，就是把基础知识打扎实一次的好机会。大学毕业第三年，他终于考上研究生。

1992年，薛其坤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研究所攻读博士，成为了他最艰苦的一段成长经历。不懂日语、没有朋友、家人不在身边，语言不通让学习高精尖的实验技术非常困难。而他遇上的导师，是极其严厉的樱井利夫，外号“7-11”，要求必须在七点之前到达实验室，十一点以后才能离开。薛其坤当时经常困到坐在厕所都能睡着，承受着导师的批评，和带着蔑视的眼光，一年有七八个月想放弃、想回家、想回国。小导师曾让他花了三天时间把几千上万个螺丝摆得整整齐齐、严格分类，他当时倍觉侮辱，但也正因为这次分类的锻炼，他发现这是科学家基本素质培养的重要环节。

“7-11”一年半后，薛其坤的第一个课题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成为实验室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近三十年最重要的成果，薛其坤才从最不受待见的门生，翻身成为导师眼中的“王牌明星”。博士读到第六年，他终于开始一点一滴接近、实现童年朦胧的理想和目标，享受科学研究的美妙。追求科学带来的兴趣，经常让他忘掉时间、忘掉烦恼、忘掉周围。看到学生走上正确的科学道路，导师也很受感动，薛其坤至今记得导师请他吃生鱼片、喝啤酒。

这段生活在薛其坤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如今他也成为了“7-11”教授。希望培养最有竞争力的人才，他认为对学生要求更严，学生成材的几率才会更高，先后培养出了七十多位博士、十五位博士后。

潘建伟：物理研究是对自己心灵的解放

2016年8月16日，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首次实现了卫星和地面的量子通信，成为史上跨度最大、最安全的网络通信。这项科学成果的领军人物，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潘建伟。国际同行说，中国拥有他，是一种幸运。

但潘建伟和学生没什么距离，学生们私下亲昵地喊他“我潘”。

1987年9月4日，是潘建伟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报到的日子。当时他满怀期待，因为前一年他有幸在东阳中学面见中科大的老校长严济慈，严济慈殷殷寄语，期待他来中科大的科学殿堂学习。

潘建伟说自己记性差，英语、语文拼音都搞不清楚。有一天躺着看星星，大脑中的物理书，却一页一页像放电影般清晰，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物理特长。

读大学不是没有压力，学理论物理出路不是特别好。但他首次读到爱因斯坦的自传小序时，他觉得自己选择的道路非常正确。书中说，通过努力填饱肚子很容易，但如果仅满足于填饱肚子，没有其他追求，恐怕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物理研究，因此其实是对自己心灵的解放。他觉得写得太好了，写出了自己的心声，就崇拜地把爱因斯坦的照片挂在床头。

中科大硕士毕业后，潘建伟于1996出国攻读博士。大使馆组织留学生看了一部纪念“两弹一星”元勋的电影，郭永怀老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时，和勤务员紧紧抱在一起保护基地带回数据的故事，看得潘建伟泪流满面，他决心一定要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

中科大近代物理系非常特殊，办系就是为了瞄准“两弹一星”。当年系主任赵忠尧先生在美国看过核武器的爆炸，解放后马上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加速器的器件回国，在日本被拦下，关了好几个月才回到中国。那一辈科学家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在科技上让我们的国家站在世界的前沿。

在中国建立一流的科学实验室，也因此成为潘建伟的梦想。出国留学时，奥地利科学院院长安东·赛林格曾问他将来的打算，潘建伟回答，希望在中国建一个你这样的实验室。2001年3月14日，他终于在中国成立量子信息实验室。这个目标如今短暂地实现了，但潘建伟说，他必须思考，如何让一流的实验室始终保持一流。

在节目中，他诵读了爱因斯坦文集中的作品《我的世界观》：“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

靳尚谊：曾遭徐悲鸿否定，想都不敢想会成为美院院长

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也来到《朗读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考美院前，靳尚谊都不知道还有这个艺术专业。因为家庭困难，升学学费交不起，父亲有一位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朋友，告诉他美院公费学习，还有助学金、可以管饭，他才决定报考美院。恰好靳尚谊小时候也画过画，一考就考到了甲等第20名。

尽管已至耋耄之年，但回忆起刚刚进入美术学院时的年少时光，靳尚谊记忆犹新。1949年，他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时，校内可谓大师云集：徐悲鸿、李可染、叶浅予、吴作人……“当时这些老师大部分是三十七八岁，吴作人大一点40岁多一点，徐悲鸿 50岁多一点”。尤其是校长徐悲鸿，靳尚谊甚至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细节。当时靳尚谊刚进大学，徐悲鸿出于对教学的关心会亲自帮他们调整作业。每次作业，课代表都会根据好坏排名，结果徐悲鸿竟将原本排名靠前的靳尚谊的作品挪到了后头。“评价艺术的标准，我后来才体会到，”靳尚谊说。

1950年，艺专改成中央美院，靳尚谊进入绘画系。他的本科时代，大学还没有西方美术史课程，1954年苏联展览馆开画展，是他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欧洲油画原作。后来很长时间，美院考生第一志愿都是油画。靳尚谊也画出了第一幅油画作品。

中国的油画史从上世纪初起步，第一代留法学生回国后建立了西式美术学校，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起到了引进作用。而靳尚谊求学的50年代，恰好是中国油画第二阶段。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先生教了他两三年，给了他重要的创作启示。在创作《开国大典》后，1956年，董希文到长征路上写生，回来创作了油画《春到西藏》，吸收了壁画特点，画下藏民在春日阳光下桃花盛开中劳动的场景。1957年，董希文又画出了与此前作品完全不同的第三张画，描绘夜里在草地露营。因为是艰苦年，就用蓝黑两色进行创作。靳尚谊也从老师的不断创新中认识到，艺术家的创新思维不是最高标准，它是一个起码的基本素质。

西方油画最主要的是人物画，用一个人表现丰富的情感、经历，靳尚谊也坚持画人，他画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党在狱中，临死前回顾一生的状态：在艰难的环境中低头思考，身边是写下的文字。靳尚谊说，我是中国人，就要表现中国人的形象。为中国人造像，表现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是一个中国画家的职责。

“尽精微 致广大”，如今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训，而师生修身治学、研创报国的精神也一脉相承。美院几代艺术家不断用作品体现与时代同行的理想，以美的创作回馈社会。

1987年靳尚谊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任职长达14年。当时学校正在改革期，1979年，他在德国发现所有美术学院都有设计专业，意识到设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回国后建立了设计和建筑专业，从此中国的设计飞速发展。

中央美术学院现任院长范迪安则在节目中表示，百年来学校有两个形象，一是几代美院人的身影，他们在不同时期努力探索，既心怀天下，又埋头耕耘；另一个形象就是作品，人生只是时间长河中的浪花，而作品可以是时代历史的丰碑。

“知识改变命运”，大学的洗礼，让朗读者们的人生思考眼界和认知的边界都得以拓宽。而高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改变命运的一次努力。愿一代代青春梦想，都能在大学里飞向远方。

编辑制作：吴钰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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