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晁衡能不能爱过杨贵妃？花木兰可不可以是反抗庸俗婚恋观的女权样本？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置于改编的大环境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开放的文化脉络，从自身文化资源里写出更广义上的人类故事？

陈凯歌的《妖猫传》上映时，围绕它而起的各种争议，远比电影本身要丰富。该如何看待这个过分时髦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典“文学记忆”的改写乃至颠覆呢？而《妖猫传》不是一个孤独的个案。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异常富足的素材库，“讲述中国故事”不独对中国创作者构成吸引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也不独是中国创作者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来自外部的视线聚焦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题材，传统和经典不断面临创造性、颠覆性的重述，对此，大部分的创作者和学者认为，受众的集体审美定势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必然要在创新中得到传承和存续，“传统”更需要有效的使用，而非简单的崇拜与赞美。

经典作品自有的美学力量使得它们穿越时代和地域的区隔，吸引“他者”的凝视和想象

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经典作品自有其美学力量，它们穿越时代和地域的区隔，在每一次未曾预期的阅读或改写中释放自身的独特能量以及复杂性。”

回溯技术和媒介都欠发达的前现代时期，文艺作品的传播就不受国与族的限制，“他者”的凝视和想象始终存在。还是来看“杨贵妃”这个母题。早在平安时代，白居易的诗作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紫氏部的创作，《源氏物语》的灵感部分地来自《长恨歌》。紫氏部明确地将男主角光源氏的母亲桐壶更衣类比杨贵妃，她在小说中成为“永恒女性”的化身，其后出场并介入光源氏感情生活的藤壶和紫姬，或多或少是更衣/杨妃双重形象的翻版或替身。紫氏部从白居易的诗句中得到启发，写出了她作为平安时代的日本女性所体会到的痛苦和压抑，随着时间流逝，她的作品也被奉为经典，就这样，中国的文学记忆部分地衍化成日本的文学记忆，这个案例完美地验证了布鲁姆的论断。

如果紫氏部的创作是“严肃文学”对“严肃文学”的改写，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改编的困惑”更多来自不按常理出牌的“大话”。比如《西游记》遭遇的颠覆式改写，已经超过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正在播出的韩剧《花游记》，看片名就知道创意来自《西游记》，在现代韩国恋爱剧的背景下，唐僧性别翻转成了美人，悟空是她身边的痴汉。不能断言这是韩国电视人“瞎搞”，因为《花游记》里主角交锋的日常，和小说《西游记》里唐僧给悟空设下的重重“情难”，是能一一对上的。

面对“文化遗产”的叙事资源，叙述者和受众的内在精神转向是更值得探讨的话题

那么，唐僧能不能穿越成当代的酷女生？遣唐使晁衡能不能爱过杨贵妃？花木兰可不可以是反抗庸俗婚恋观的女权样本？种种来自他者的“想象”，很容易在本地引发出对于“歪曲”的焦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杜庆春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在于“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要有勇气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文化脉络，从自身文化资源里写出更有广泛意义的人类故事，而不是预设自己是被猎奇的对象。

青年学者、作家李天飞认为，面对典籍，“还原式改编”是必要的，但经典的力量更多靠创新来传递下去。为什么拍摄于1986年的连续剧《西游记》是难以超越的“神作”？在于它尊重小说成文年代的民俗和美学，集传统戏曲底蕴，用明朝大众娱乐的方式还原一部明朝的文本，这部连续剧的真相是一部在电视媒介上播放的连台本戏。但《西游记》的能量不能被局限在这样高度还原的改编中。“西天取经”的故事原生于唐朝，成书于明代，最终成为中国人的集体精神享受，这种精神享受还会不断发展下去。从传说到诗话，从平话到小说，从戏曲到电影，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利用这个题材，讲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故事。在这些故事诞生的“当时”，它们都曾是前卫的时尚，随着时间流逝，时尚变成古董，古董中又衍生了新的时尚——这就是传承。在不断的创新中，形式变了，方法变了，技术变了，但文化基因是不会被抹去的，留在血脉里成为传统。

当代重要的戏剧理论家、德国学者汉斯·蒂斯·雷曼在观摩大量中国创作者的作品时，注意到比起欧洲同行，中国创作者的焦虑更多地来自“对悠久传统负责”。作为局外人，他表达了和我国学者类似的态度：“艺术的表达一定具有时代的印记。后人能够借助经典想象过去，但‘像过去那样创作’并不能复制伟大的艺术。传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艺术家不断的思辨、质疑和改变。任何艺术的进步都源自对传统的使用，使用即意味着创新。”

所以，面对“文化遗产”的叙事资源，叙述者和受众的内在精神转向，是更值得探讨的话题。

文：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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