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和把握空间类聚机制，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底层机制，有效发挥品质城市和品质场所吸引优质市场主体的关键作用，有助于城市在遭遇外部冲击后迅速找到恢复路径，推动城市持续繁荣。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和社会多元化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知识密集型经济成为经济繁荣的核心动能。城市，特别是一些特定场所空间借助城市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的组织单位，也成为吸引人才、实现人才和岗位匹配、激发创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平台。虽然在信息技术和交通等“时空压缩”技术变革驱使下，空间障碍不断缩小，甚至有“世界是平的”之说，但空间类聚机制的存在，人才和企业对空间差异却更加敏感，城市发展分化愈发凸显。认识和把握空间类聚机制，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底层机制，有效发挥品质城市和品质场所吸引优质市场主体的关键作用，有助于城市在遭遇外部冲击后迅速找到恢复路径，推动城市持续繁荣。
      
       **从城市发展的底层机制认识城市分化
      
       21世纪以来，经济分化成为理论热点，宏观层面有2000年彭慕兰《大分流》关注了国家间的发展分化，微观层面有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关注财富分配分化。对世界经济的大分流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讨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背后的形成机制也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的基本理论共识是，自亚当·斯密以来，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虽也存在一定程度不平等，但总体上都还只是处于最低生活水平；工业革命则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却因工业革命在国家间影响的不同，在宏观上几乎直接造成了国家间的“大分流”，在微观上间接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平等”。事实上，中观层面的城市分化也十分明显，深刻认识城市分化的客观性和背后机制，以推动城市实现可持续繁荣。
      
       从城市发展的底层机制来看，大致包含区位基础、集聚经济和空间类聚等三大机制。区位基础回答了城市在哪里兴起，集聚经济解释了城市为什么兴起，空间类聚则为城市分化找到合理答案。区位基础主要关注了城市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区位以及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空间差异。如交通、技术和政策的区位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也会对城市的繁荣和衰退产生明显作用。
      
       集聚经济解释了在“平坦的世界”中为什么会有“高耸的城市”，也即经济活动为什么会有空间集聚，城市为何兴起。城市经济理论认为，集聚经济源自经济活动集聚过程中存在的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源自可交易性的相互依赖，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接近大规模市场等，而地方化经济则源自非可交易的相互依赖，如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储备、专业服务和隐性知识等。而复杂经济学则从城市具有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网络结构，解释了为什么集聚能提升经济效率。正如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中的观点，集聚提升城市生产率的原因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等各种网络，让进入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得以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
      
       空间类聚机制则回答了城市为什么会分化。空间类聚机制表明，市场经济中的异质主体会做出不同的区位选择，优质主体会源源不断向高生产力地区集聚，低生产力主体会被淘汰出高生产力地方，具体包含空间群分和空间选择两种机制。空间群分机制类似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优秀人才和优质企业倾向于生产率高和竞争力激烈的城市；而空间选择机制则表明生产率高和竞争力激烈的城市会淘汰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人才和企业。空间群分是一种事前选择机制，反映了异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空间选择是事后机制，反映了空间对异质主体的筛选机制，体现异质主体空间区位的被动性。
      
       从底层逻辑来看，空间群分和空间选择的本质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表明不同技能水平和不同生产力水平异质主体在空间区位上的理性选择结果，会在人才、企业与城市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匹配性，自然导致区位选择的空间差异。在由空间群分和空间选择构成的空间类聚机制作用下，必然出现城市发展分化。就全球层面而言，全球城市网络仍然表现出功能上的等级性，纽约、伦敦和东京所拥有的以面向世界、服务全球为特点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几乎控制整个世界经济运转，特别是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业等行业顶级企业都分布在这些顶级全球城市，让世界城市格局在短期内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从长期来看仍变动不居。
      
       **利用空间类聚机制推动城市持续繁荣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发展逻辑下，城市兴衰、空间分化更多取决于人才、企业以及相关经济活动的集聚规模和质量，在空间类聚机制作用下，空间品质在吸引优质经济主体中作用巨大。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市场型政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遭遇外部冲击后，要想方设法打造更高品质的城市与场所，在强化传统的基础设施和财税优惠等“地基”政策的同时，全力做好新型的吸引和留住劳动力的“人本”政策，恢复城市繁荣的持续动力。
      
       一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更好地吸引和留住国内外的优质主体。对致力于在全球层面代表中国参与竞争的城市而言，要着力吸引和集聚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及功能机构或公司，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以期赢得全球层面城市竞争。正如丝奇雅·萨森在《世界经济中的城市》（2020）的观点，当前全球城市功能载体源自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以面向全球市场提供服务的专业服务和总部经济等为主，这些特定产业综合体的运行得益于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人才、企业和组织机构。因此，参与全球竞争的城市，就需要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以吸引和集聚国内外顶级的人才、企业和机构，进而培育和发展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赢得全球层面的城市竞争。
      
       二是以场景城市建设和品质场所营造提升生活环境，全面增强城市吸引力和社会包容度。城市的本质是“人”。理查德·佛罗里达在《新城市危机》中直言，“只有以人为本、基于地点的新型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关键是要建造一些小型城市设施让城市变得更宜居”。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服务业在城市产业结构占比的快速提升，以创新和创意为主的“创新阶层的崛起”逐步成为城市就业主力军，推动城市向创新和创意转变。而创新阶层对雅各布斯城市多样性和卡尔索普新城市主义的偏好，推动以场所品质为主的场景城市建设主导了城市更新发展。因此，各类城市需要以有机更新为抓手，持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城市硬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城市生态、城市治理等软环境，以增强城市对优秀人才和优质企业的吸引力。特别地，要注重品质场所营造，从强调功能分区转向功能混合，大力打造5分钟生活圈和15分钟工作圈的“微型城市”，着力打造城市内部节点和活力街区空间。
      

       三是适当放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要素约束，提升城市承载力和增长潜力。确保低生产率地区“流得出”的要素，在高生产率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留得住”。要充分发挥我国城市的特色优势，在城乡一体化战略下实施中心城区和郊区的“一城两策”，强化中心城区的全球高端要素承载能力，适当放宽郊区人口、土地和能耗等发展约束条件，提升郊区新城独立节点功能和综合发展水平。积极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要素畅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等互联互通，着力推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不断增强和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和综合竞争力，推进中心城市和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致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