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1932—2022）195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89年起一直在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哲学系执教。

对于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而言，理查·伯恩斯坦远不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那样声名远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著作和思想较少受到关注，他的几部重要代表著，如《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根本恶》等，也都是进入本世纪才陆续推出中文译本。

与他的大学校友和终身的哲学同行理查·罗蒂相比，今年7月4日辞世的伯恩斯坦也可能是被低估了的一位美国哲学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译本甫一出版，学术界就争说罗蒂和后现代哲学，成就一时的盛景。的确，罗蒂以当代西方哲学“弑父者”姿态，凭借“自然之镜”的生动隐喻，扳倒了在他眼里已经统治了西方哲学两千年的“表象论”传统。就此而言，在当时后现代话术被大加追捧的氛围中，罗蒂无疑有了重要份额。

细究起来，罗蒂在解构西方哲学两千年“表象论”传统的同时，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谱系，海德格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杜威是其新哲学谱系中的三位“超级英雄”。在这一学术理路上，伯恩斯坦与罗蒂可以说有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两位“理查”接受大学教育及研究起步之际，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占据上风之时，他们都对分析哲学的独霸一方抱持天然的反感。两位“理查”都对欧陆哲学保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并且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对话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两位“理查”都是“接着讲”的学界高手，融合了欧陆哲学的思想资源，对杜威和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不遗余力加以重新阐发，别开生面形成新实用主义的学说。两位“理查”都在各自的晚年对美国政治的衰败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忧虑：罗蒂在他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就曾预言，随着原有局面的崩溃，底层的美国人会选择一位非主流的政治强人上位，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后来的特朗普执政差不多就是对罗蒂这一预言的佐证；而伯恩斯坦在晚年的多次访谈中，也都对美国政治的溃败表达过深深的忧虑。

在伯恩斯坦教授的思想版图中，“engaged pluralism”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这是他用来反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有力工具，在他看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通过对确定性的寻求来达致绝对性，以总体性的观念消弭了差异性——他用“笛卡尔式忧虑”一词来指陈这一传统。“engaged pluralism”较早是在他的论文《形而上学、批评与乌托邦》中提出来的。三十多年前，刚开始硕士生求学经历的我偶然读到国际学术期刊《形而上学评论》上这篇论文，真正感受到一种震撼。我被这篇论文的明晰观点所折服，于是利用极其有限的检索手段查知了作者的学术经历，作为练笔把这篇论文译成中文，把“engaged pluralism”尝试译作“有立场的多元论”。当时的《哲学译丛》很快刊发了这篇译文。

这种机缘，对于一个还没有完全确定研究方向、尚处于胡乱读书的初学者而言，是一种巨大激励，推动我找来《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两本原版书通读，并写成了伯恩斯坦新实用主义思想的一篇述评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当我把这篇述评论文复印件寄给伯恩斯坦教授后，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说收到文章感到惊喜，为其著作对我的研究有所助益感到高兴，表示会让自己的中国学生把述评文章翻译过来。他还另外寄来了他的新著《新星座》以表达谢意。

《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1983）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1978）

真正见到伯恩斯坦教授本人，则是在十年后的2002年6月，他来上海参加学术活动，蒙童世骏教授相约，得以在金茂大厦见面。我带上了《新星座》一书，他在扉页上补签了两行字：“最良好的祝愿，十年以后。理查·伯恩斯坦”。我曾当面向他请教“engaged pluralism”的译法，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未做记录，他本人的解说已经无法完整还原。迄今，对此概念有过“有立场的多元论”“有限制的多元论”“参与的多元论”等多种译法；译法不同，其所蕴涵的洞见则是确定的，它深刻提示我们：不受限制的多元论是盲目、散漫的，拘于一囿的独断论则是封闭、褊狭的。诚如他本人所言，没有哪一位哲学家或哪一种哲学风格能够垄断哲学的全部洞见，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鲜明分野，哲学只有好坏之分，而所谓好的哲学，正像他本人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论文题目所标示的那样，就是“人类对话中的哲学”。

“我带上了《新星座》一书……他签名说‘十年以后’”

2002年6月，刊发的访谈

童世骏教授与理查·伯恩斯坦

“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通过不断的交往和对话来延展，其中就特别包含了持久的学术交往和思想友谊。事实上，一个学者的思想成长，促成因素除了他/她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很大程度上还包括他/她所遇见过的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伯恩斯坦同当代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都有过比较切近的学术对话和交往，他的《形而上学评论》杂志主编和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之类的身份，也推动了他的各类学术交往。进入本世纪以来，他也和中国的同行们开展了越来越密切的学术交流，继2002年的上海之行后，他又曾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来过上海参与和开展多场学术交流活动，并寄望中国创造性地借鉴西方，而不要不加选择地模仿西方，维护好自己特有的东西。

“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与“不可通约性”展开辩难。“不可通约性”原本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泛指因不同“范式”所导致的鸡同鸭讲的知识困境。伯恩斯坦教授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反复把“不可通约性”作为他倡导的“人类对话中的哲学”所要消解的目标，在他看来，解释学哲学在承认“先见”前提下通过对话达成“视界融合”，以及实用主义哲学所认可的科学探究的“可错论”，正是助推人类走出“不可通约”困境的药方。从广泛意义上讲，哲学理当承接为人类的理性做辩护、为人类的实践做导引的职责，一种“人类对话中的哲学”需要倡导以开放的心态，通过持续的对话，借助不同视界的互动融合，来破解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不可通约”。在全球诸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当下，偏见可能会助长偏见，分歧或许会加深分歧，当此之际，进一步加深对话和交往，真正推动人类理性的共同增长，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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