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探索中国发展问题，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2001年10月，费孝通在演讲中说：“我反复申说这四个字（“和而不同”），包含着我个人对百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诸多努力的一个总结，也隐含着我对人文重建工作基本精神的主张，更饱含着我对人文世界未来趋向的基本盼望和梦想。”

在赴英国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之前，费孝通已在姐姐费达生开办的丝厂开展实地研究。他从丝厂所在的吴江开弦弓村开始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乡村手工业和城乡关系，20世纪30年代留学英国和40年代访问美国，则使他有机会在东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中深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此外，20世纪30年代初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费孝通深受吴文藻的影响。吴文藻向费孝通介绍了帕克的社区理论，也介绍了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讨论的“社区”，主要用以说明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另外一种社会类型，是一种欧洲经验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可以看到滕尼斯理论的影子。“共同体”理论是包括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在内的多位学者对时代变革的共同反应。

如果说18、19世纪的思想家们试图用共同体理论来回应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乡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变，那么20世纪末提出这十六字箴言，则是费孝通基于历史积淀，把对现状与长期社会进程的思考结合起来，对百多年来世界层面的工业革命、城市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新变化所做出的新的历史性回应。这十六字中的“天下大同”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大同”进行了改造，并延伸了社会学中的“共同体”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战国时代，人类必须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实现“天下大同”。

当前，人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一个不同于19世纪的时代节点上，必须在一个更高层面上重塑共同体愿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共同体，正是这十六字箴言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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