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书坛的学术理论成就

理论与创作，如鸟之双翼，左右为用，方能振翅翱翔，鹏程万里。在上海的书法学术理论研究中，传统的书法史学研究是被深入发掘并取得较高成就的一个领域。

1930年沙孟海发表于《东方杂志》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是以清代书法为主体进行宏观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其识见卓越，占据了当时书法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制高点。文中将清代书法分为帖学、碑学、篆书、隶书、颜字五派。通过对各派书家作品风格、流派传承等方面的系统阐述，勾勒出清代书法发展的整体面貌，奠定了民国书法史学研究的基础。

1934年至1935年，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先后问世。另外还有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绪论》、李健的《中国书法史》、马公愚的《中国书法史》，都是这一时期书法史著的力作。

海上书坛在书法技法理论探索中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创立标准草书社并编辑出版《草书月刊》，手书集字刊印《标准草书千字文》，使倡导标准草书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书法革新运动。于右任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出“文字乃人类表达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前途者至切”，为标准草书确立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个标准，对草书的推广普及功不可没，但从书法艺术的立场看，如将草书主观制定出“标准”，则丧失的将是草书珍贵的艺术独特性。

于右任 行书 边贡五言《为刘安之题清白传家卷》 豆庐藏

沈尹默作为帖学的领军人物，1943年撰写了他的第一篇论书著作《执笔五字法》，辨五字执笔法与四字拔镫法的混淆，表述了当时他对书法的认知。他的书法学术理论著作，更多发表于1949年后。如有《谈书法》（1952）、《书法漫谈》（1955）、《书法论》和《文学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1957）、《学书丛话》（1958）、《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1961）、《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上）》（1963）、《二王法书管窥》（1964）等。

沈尹默在笔法、笔势、笔意等书学理论上有精深的造诣，他以现代学人的严谨对书法艺术及其技法进行探索。他对笔法问题做了深入解析，其“中锋论”和“执笔五字法”，影响了几代人，为书法研究、教育、普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帖学回归的高峰人物白蕉撰有理论著作《书法学习讲话》《云间言艺录》等，篇什不多，俱会心之论，很具质量。他的《书法十讲》包含书法约言与选帖、执笔、工具、运笔、结构、书病、书体、书髓、碑与帖。每讲均能纵横古今，旁征博引，又带有明确的个人观点，细致而深刻。

另外潘伯鹰著有《书法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郭绍虞著有《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拱德邻、潘学固、胡问遂等海上书家也在书法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

知行合一，学术理论上的百家争鸣，生机勃发，与书法创作的叩撞互补，辩证为用，使二十世纪的海上书坛始终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上呼啸前行。

郑孝胥 楷书 八言联“松竹有朋镌诚金版 蘅薇降位问道璇华” 豆庐藏

小  结

书法的求进过程，固然是对古典笔墨技法意韵的探究，是书写功力的累积。书法创作更是书家心灵轨迹的一种彰显，它传递着书者的文化内涵、艺术修养和道德情操，使书法作品得以进入独特的审美境界，达成独有精神情感的体验。

说到底，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道德文章、学问修养、见识胆魄恰恰是它的灵魂、是它的道，道是形而上的理念所在。技是形而下的法术之谓，以道驱技是百世不变的规律，道乏技则何来高屋建瓴，技乏道则必堕入末流。道是高艺妙迹之本、之核、之母，道之失则技失其魂。把技与道对立、割裂、倒置都是认识的误区，付诸实践必然会空抛岁月而事倍功半，乃至百无一功。

二十世纪海上书坛名家荟萃，群星争胜，它不仅是书法艺术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雄伟广袤的高原，更是一群高峰、奇峰耸立的辉煌时代。

笔者不揣浅薄，策划了“百川入海——二十世纪海上代表性书家作品大展”，集辑了99位大家的228件作品，奉献给读者观众。名单虽有遗珠之憾，但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群体亮相，不论是师门古风的演绎，还是匠心独出的创新；不论是鸿篇巨制，或是尺楮寸笺，我们能较全面地领略到上一世纪海上书坛艺兼众美、笔墨流芳的空前成就。上海成就了一大批海上书家的伟业，书家们也为这座城市谱写了永恒史诗般的经典篇章。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二十世纪已是二十一年前的既往，我们的回顾为的是关怀当下，启迪未来，以承担起新时代后来人应具的使命和担当。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于疁城豆庐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坐落于拥有800年文脉积淀的嘉定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