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浦区救助管理站，李福强耐心开导受助对象。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沈竹士

李福强有一副硬汉的长相。年轻时当过兵，是海军。个子高高的，光头———寒潮夜外出巡街钻洞，他也不刻意戴帽子保暖。这样的外表可能给人一种错觉。事实上，人们都知道李福强是个极温柔的男人，说起话来的语调是轻柔的。当感到为难时，他不会流露出暴躁，而是克制地沉吟，力图保持这个场合的体面。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同李福强接触多了，你会明白，这种温柔的姿态，符合一位当代民政救助工作者的职业需要。

越是一无所有的人，对尊严越是敏感

流浪汉就不要面子吗？你想错了。流浪汉是特别要面子的一群人。

这个江湖有其套路。一名真正的流浪汉，有着严格的分寸感。栖身于周家嘴路沿街商铺屋檐下的一个中年汉子，白天会把被褥收好，藏在空调外机的附近，然后外出。他决计不会影响这些商铺的生意。而一位被救助了的老爷子会说：“就麻烦你们搞一张最便宜的　(回家)　车票……不要太贵的。”

相当一部分流浪汉是宁可风餐露宿也不愿接受救助的。稍有阅历的人能够理解这种现象。越是一无所有的人，对于尊严越是敏感。此外，救助站是要把人送回老家的。流浪汉大多是因为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偏执而脱离家庭和社会关系，他们又怎能轻易地低头回家？

李福强见过这么多流浪汉，王旭龙是最傲娇的那一个。王旭龙三十多岁，在上海捡瓶子、打零工。他很健谈，有一股自负的劲头。他可不愿意接受救助：“我能躲开就躲开了。人都有点自尊心。来这　(救助站)　说实话不太好受。人靠自食其力。我也不偷不抢。捡瓶子再少，也是靠自己。”

他心高气傲，说来也是可怜。母亲早逝，父亲望子成龙，一直没有再婚。可他学业未成，父亲言语中难免责备。在一次与父亲争执斗气后，王旭龙决意外出打工。他来到上海，总想着干出一番事业，让人刮目相看。结果却不幸流落街头。

即便连续几年在救助站过春节、和社工们成了老朋友，王旭龙仍然回避谈及家庭信息———“没有干出事业，绝对不能回家。”

他们愿买李站长的面子

今年年初，上海经历一波寒潮，社工们劝说王旭龙进来躲避。这个镜头经媒体播出，使王家人知晓了他的下落。父亲从山东威海来沪接他回家。王旭龙只得从命。临行前，他在镜头前说：“李站长说给我介绍一份工作，我还想再来上海打拼一次。”

没法子，你总得照顾他的面子，“犟驴”才肯下坡。

我国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政策，已由强制收容遣送转变为人性化的救助管理，所依照的原则是自愿受助。说是自愿，可不意味着民政救助工作者放弃努力。怎么努力？　如何“人性化”？　就是充分尊重受助人员的面子。

杨浦区救助管理站同时也是反家庭暴力庇护救助中心和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这里救助过一位遭受丈夫家暴的女人。她提出，受助期间不请假、正常上班。希望减少家庭暴力事件在单位的影响，这是人之常情。李福强答应了。虑及她的安全，早上，社工送她上班，晚上，社工准时在弄堂口迎候。

一个男孩因家庭变故接受救助，平时在寄宿制的工读学校上课，双休日由救助站接管。男孩的脾气很躁，李福强理解他。“他肯定想：‘我在工读学校已经受到比一般孩子更多的约束了，双休日还要被你们管，下楼、出门也要被人盯着？’他的情绪需要发泄。”

“怎么办？　有目的性地疏导。双休日想去哪玩？　我们来安排好。想和过去的老同学一块儿玩？　我们去请。想和同学一起看电影？　我们安排。”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来救助站的人，谁没遭遇过挫折变故，心里都有一股意气。救助不是简单的施舍，得帮他们顺气才行。

李福强的面子就是这么来的。今年年中，王旭龙又来到了救助站。社工问他：“王旭龙，你怎么又来啦!”他说：“去年，我把自行车寄在这，我是来取自行车的。”“王旭龙你没事吧？”“我找了一份跑快递的工作。如果有啥问题，我会来找李站长的!”

喏，至少这回他晓得，有需要时是可以找李福强的。

“如果跑不完，有的人就没法度过这个冬天”

面子说起来是轻飘飘的，但救助工作做起来是沉甸甸的。

李福强有一位老同事，曾在安徽乡村从事救助工作。在当年，从县城出发，跑困难户，几十公里的路，仅凭徒步。这位同事腰伤卧床，李福强去探望他：“赶紧去上海治病吧!”同事却说：“不忙。还剩几户人家没有登记，你来了正好，帮我走完这最后几户吧。”

“如果跑不完，有的人就没法度过这个冬天了。”

李福强说：“这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救助工作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初心吧。”

人物小传

李福强，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站长，带领救助站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唯一一家国家三级救助管理机构，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全国社工示范单位荣誉。

近五年来，他带领该站救助流浪乞讨人员9500人次、困境儿童560人次，收治转介弃婴25人次，救助被家暴妇女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