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笔记》全48册附1册，去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齐。朱绛摄

5年前，杨绛百岁生日之际，通过文汇报“笔会”说出一个心愿:“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其时，《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文笔记》未及启动。

2年前，《外文笔记》推出了第一辑前三册。杨先生一段录音在出版座谈会上播放，徐缓的话音里透着喜悦，“全书问世也指日可待了”。

去年底，《外文笔记》　全48册附总索引1册出版。加上此前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全20册和2003年推出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全3册，钱锺书手稿的本真模样全部公之于众。杨绛先生说:“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24日，商务印书馆为　《外文笔记》　的成功出版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同时也为这套历时15年、涵盖72册的鸿篇巨制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外文笔记》　的整理者、《围城》　德文版译者、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莫芝宜佳发来越洋贺电，将　《外文笔记》　的出版视作四个奇迹:一是“钱锺书外文笔记虽然写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却仍然得以完整保留下来”;二是“笔记尽管数量巨大，但其保存惊人的条理清晰”;三是“杨先生一直期盼着笔记出版，如今终于亲自见证了这一成功”;四是“商务印书馆经过艰辛努力，令人意想不到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全部49册钱锺书笔记的排版工作”。

在研讨会会场的一角，49册　《外文笔记》　一字排开，长度超过成人张开的两臂。翻开第一册，正页的第一页上用毛笔写着:“廿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那是钱锺书先生第一本外文笔记的扉页。在第二本的扉页上，又是一段题辞:“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一本本记下来，60年间累积的外文笔记竟达211本之多。数量上虽不比万卷藏书，但句句是经过提纯的精华。这样的“三箧”，其珍贵程度远非“金匮青箱”能及，而是一座珠玉琳琅的矿藏。它一度是钱杨夫妇的私藏，后又悉数捐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如今随着　《外文笔记》　的公开出版，宝矿以原生态面貌展露无遗。研讨会上的专家相信，“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钱锺书曾亲自编排笔记

1997年和1998年，女儿钱瑗、丈夫钱锺书相继离世，留下杨绛先生一个人在悲痛中独自“打扫战场”。她将钱先生的手稿分作三类:第一类是读书心得，第二类是中文笔记，第三类是外文笔记。后者在容量上大于前两者总和，抄录极为精心并不断添补，在中西文学和“西西文学”之间形成各种勾连，被认为是学术价值最为可观的一类手稿。

这三类手稿，最让杨先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恰是外文笔记。它是钱先生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而杨绛不懂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怎么办呢?

杨先生想到了莫芝宜佳，掌握多国语言的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999年，杨先生在邀请她前来北京整理外文笔记的信中写道:“我想　makeyourmouthwater(让你垂涎欲滴)，它们都是goldenlines(锦言妙句)。”

1999年夏，莫芝宜佳见到了这些笔记。“叹为观止的西方文学全貌展现在我眼前。”莫芝宜佳回忆道，“杨先生很细心地把笔记存放在五个大纸盒子里。她已经把笔记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手写的笔记本，通常都有钱先生自己写的目录;第二组是厚厚的档案袋，里面是钱先生亲手用打字机打好的散页。有些档案袋有扉页还有目录，有点儿像要出版的样子。有的，杨先生在扉页或封皮上写下相关出处或短短几个字的评语。”

“有点儿像要出版的样子”，莫芝宜佳的猜测应该是有点道理的。“早在1949年，钱锺书先生就亲自编排了用打字机记下的1000页笔记，还加上了扉页和目录。看得出，他不但有出版的念头，还有具体行动。”莫芝宜佳透露，“钱先生考虑了两个标题，一个有些诙谐，另一个实实在在。”诙谐的那个叫“CHOP-SUEY”(炒杂碎札记簿)，实实在在的那个叫“TABLETSOFMEMORY”(纪念简札)。

浩瀚笔记让后辈反思

随着《外文笔记》的陆续出版，钱先生外文笔记带给莫芝宜佳的闭门盛宴变成了带给学林的开放式学术大餐。震撼、赞叹的同时，大家也在思考如何治学。

据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的观察，钱先生读经典作品会反复读，先读原著，再读翻译作品，然后读相关文艺评论，最后再回过来读原著。反复强化记忆，故可成段记诵。每次都形成不同的笔记，分布在不同的卷册中。他书法优美，字里行间渗透着读书带来的审美愉悦。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指出:我们有些学者自认为在做很“专”的东西，并引以为豪，如今翻看钱先生的　《外文笔记》，他的“开放性”会让我们后辈“难为情”。钱先生的“开放性”一是表现为兴趣广泛的阅读，经典作品、通俗小说、生僻文章均有涉及。二是他经常翻阅跟时代密切关联的书刊，比如TL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钱先生常读常记。陆建德发现，钱先生对TLS的阅读在1966年中断了，直到1972年才接上，中间有6年空白，这是当时政治环境带来的无奈，“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该是多么心急如焚”，陆建德唏嘘不已。钱先生“开放性”的第三个表现是，他打通了各国文化，发现了诸多共同点，可用来互相映照。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宝生认为，钱先生是百年难遇的大学问家，他的笔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此浩瀚的笔记也会让后辈反思，大师到底是怎么造就的。“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后辈就有了榜样和目标。黄宝生还认为，在网络时代，电脑代替不了读书，唯有读书才有“语境”，才能形成真切体会和牢固记忆。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与大家分享了一段故事:她是1953年分配到社科院的，钱先生叫她“小孩儿”，“小孩儿”承担起了为钱先生去府右街国图借书的任务。每次，钱先生都会开个书单，写上书名，有些是西班牙文、德文书籍，专攻英文的朱虹不认得，怕借不到，钱先生就鼓励她:“相信你能借到。”朱虹还真的都能借到。这样的书单，如今保留下来的有28张。“这很珍贵，但我觉得应该留给最合适的人，所以半年前，我把它们交给了杨绛先生。”朱虹说，钱先生虽然不喜张罗，但对于自己读书和别人读书，却甚是热心，自愿担任所里图书委员会的主任。

翻译家罗新璋估算了一下钱锺书先生的阅读量，他的外文笔记摘记了近5000种书籍，中文笔记摘记了3000多种书籍，再加上读而未摘的，“少说也有上万种”。有人曾问钱先生怎么能看那么多书，钱先生回答:“一本一本看。”如今这些《外文笔记》就是最好的回答。罗新璋很感激商务印书馆出版《钱锺书手稿集》，把钱先生的为学之道公开可谓“化一为万，功德无量”。罗新璋说，不同文化土壤之上的大量作品为钱先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他在吸收并为我所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即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罗新璋认为，在翻译的理论建设和实践上，钱先生达到了最高的“化境”。

“钱先生并不以法国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为人所知，但就其法国文学的知识而言，我可以说，凡是我所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他所知道的，我并不都知道。”专攻法国文学的翻译家郭宏安在　《外文笔记》　第一卷中发现了彼埃尔·博努瓦和他最有名的一本小说《大西岛》，出版于1919年。郭宏安说，“我在1982年翻译出版过，在此之前，我相信没有人谈过，可是1936年钱先生就读过了，并且做了笔记。”对比钱先生　《管锥编》　《谈艺录》《围城》　等著述以及它们背后的浩瀚笔记，郭宏安想到了法国作家蒙田“店铺后间”的说法，讲的是店里卖的东西由后面的工厂提供，而后面的工厂有什么东西，则不便为外人道。今天的后辈何其有幸，看到了钱先生的“后间”。郭宏安认为，钱锺书堪称“巨人”，“恩格斯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时，说他们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钱先生纵横捭阖，笔扫千军，兴趣广泛，幽默风趣，可以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巨人。”

2001年，杨绛先生代表“我们仨”，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稿费，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十多年来已惠及一代代学子。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曹莉带来了最新消息，今年将有60位学生获此奖学金。“我们每年都设‘文化读书月，，倡导‘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让读书变成生活方式。”

让《外文笔记》比原件更好用

用影印方式出版　《外文笔记》　曾遭遇过质疑的声音，但关键是，用打印方式出版不可行。钱先生阅读过的很多书因版本古老而逸失，如何校订?他的手写笔迹如何准确识别?　更重要的原因是，《外文笔记》　是钱锺书先生读书过程的动态反映，其珍贵性和独到性也在于此，尤其是钱先生反复阅读和整理时留下的箭头、连线、小字批语、序号，甚至是多如牛毛的铅笔下划痕迹，才是能够精确反映钱先生阅读和研究思考状态的珍贵细节。而这些，打印根本无法实现。

那么，为什么不按七种语言分类，形成诸如英文笔记、法文笔记、德文笔记呢?这也不可行。钱先生时常在各国文学之间自由穿行，在段落和词语间互注互释互引，很多页张无法严格归类。若按语言分，反倒是影响了笔记的连贯性和旁征博引的大气象。

那么，编辑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一句话，让《外文笔记》比原件更好用。

首先是让它精确再现所有细节。由于数十年的时光和多次长途辗转，原稿的纸墨质量已经很差，很多线条近距离阅读也难以辨认。商务印书馆编校人员反复确认每一处标记，数千张图片都经过补扫和修图的技术人员多次调试，使无法接触到原稿的读者和研究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份珍贵资料，从细节中感受钱锺书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体会钱先生融会在每一处标记中的思考和领悟。

其次是让它便于检索。莫芝宜佳在1999年和2000年用两个夏天整理出了大致的目录。2012年　《外文笔记》　出版工程启动时，她又整理出更为详细的目录，并按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将全部笔记分为六辑:其一，按年代先后和钱先生生活中的转捩点分出前四辑，分别为“钱锺书在欧洲”、“年轻的作者和学者”、“生活在新中国”和“国内外名人”;其二，再将打字稿散页整理成第五辑，把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整理成第六辑。她还为全书和各辑笔记撰写了序言，编订了详细的目录和眉题文字。莫芝宜佳和商务印书馆责编又共同编辑了一册总索引，为48册　《外文笔记》　提供两种索引，一是按作者索引，二是按书名索引。这样，读者就可以按年代、作者、书名快速找到想看的内容。

“眉目清楚，胜于读原件。”这是罗新璋等专家的“阅读体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期待钱先生的全部读书笔记“造福社会，嘉惠学林”。

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本报北京3月24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