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首席记者　张懿

美国下一代电视标准ATSC3.0将在今年正式发布，其中，一支来自上海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五项技术模块，并被全部导入新标准。美国电视标准组织ATSC主席马克·里彻评价说，在新标准中，上海团队是“主要贡献者”。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实质性介入数字电视国际标准，中国有机会在全球电视产业界得到更多话语权，在产业链上攀升一大步。

都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介入高水平的核心标准制定进程，需要极强的原始创新与产业创新能力的结合。在国内，学术界、产业界似乎总是脱节，上海的这支下一代电视研发团队是如何弥补“产学研”断层的?

产学研协同的另一种可能

上海的这支下一代电视团队，实际上是以三家独立的法人机构为主、汇聚国内各界的创新资源组成的。三家主要机构各自在创新链条上占有一个重要环节。

上海交通大学以张文军教授为核心的团队，代表着国内数字电视基础研究的极高水准;位于浦东新区的“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国家级共性研发平台，负责将原始创新成果搬出实验室，推进技术的标准化、专利化;在它们之后的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作为产业化主体，目前是本土国家标准电视芯片的最大供货商。

在团队的发展历程中，交大原创技术团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高清公司形成了一定的资本纽带关系。但是他们相互间并没有资本意义上的实际控制关系，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它们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始终在探索一种资本联系之外的协作创新工作模式。

不久前，为了高效地开展科研工作，来自三个单位的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专家在遵守各自法人治理结构规则的前提下，组成了一个类似“决策理事会”的机制。大家约定，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机制，用协同工作的方式讨论科研工作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针对长周期、多环节、高水平研发活动，上海团队的这一尝试是一种很有新意的协同创新机制。

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

这支团队在创新模式方面的话语权，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他们“从零开始”，励精图治十几年，走通了一个重要的国家标准———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从基础研究到标准化、产品设计、应用推广、专利运营的完整流程，国内能与上海的这支团队相比较的单位并不多。

基于多年的经验与思考，这支团队认为，未来，国内研究力量如果想更顺利地推进类似数字电视这样的技术门槛高、产业化前景显著的创新项目，必须解决好大投入、长周期研发，与研发实体可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三个问题:如何管控研发过程中的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如何维持创新团队的队伍稳定，如何平衡国家需求与研发平台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以数字电视国标为例，如果完全靠企业推进，除了三星这样级别的公司，其他企业很难有实力持续跟进一个在十多年里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项目。大学虽然没有经营压力，但是根据大学的学科建设目标，很难要求教授们持续固守在一个特定的技术领域。因此，从分担创新风险、承担不同义务的角度，需要将相关研发环节分解成几个阶段，分别交给高校院所、标准化组织、企业等。

这几种背景与使命不同的机构如何做到“亲如一家”，或者说如何在战略目标、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高度的一致性，是新时期科技创新工作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这样的创新链条，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要求，资本是行之有效的组织手段，但是如果只由资本纽带来联接，由于商业资本的逐利性，任何风险投资人都难以承受持续十几年无法盈利的压力。

正因为经历了数字电视国标研发和推进的酸甜苦辣，上海这支团队逐渐形成了在资本关系基础上的协同创新模式。

共同的价值观是真正的纽带

目前，上海的这支数字电视团队———或许可以称为“创新共同体”，在全球技术发展的大势面前，其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协同一致的优势正在显现。美国下一代数字电视标准的机会，就是该团队“拼出来的”。

2011年，因为互联网的冲击，美欧两大电视标准组织历史上首次希望合作应对挑战。上海的数字电视团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成为东道主，进而牵头组建了全球首家统一的数字电视行业组织———相当于电视业界的“达沃斯”。

借助这样的国际对话平台，上海团队展示出在技术研发、专利运营、标准制定、产业推进方面的实力，ATSC在2013年邀请他们参与美国新标准的制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上海团队提出的五个技术方案模块终于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胜出，并申请了几十项专利。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中心总经理夏平建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电视机生产国;未来，电视领域不能再走拼价格的传统路线，而是应该通过早期介入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关键技术与专利，提升竞争力。

团队领军人物、上海交通大学未来媒体网络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文军教授说，实际上，不同于资本纽带，维系这支上海团队的，更重要的是大家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首先做好体现全行业利益的标准研究工作，随后再实现大团队的集体创业梦想。下一步，他们会依靠数字电视更高的舞台，继续走出一条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相互支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