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76岁的指挥家陈燮阳，又匆匆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参加7月11日召开的《信念永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音乐会》座谈会。行前，他发来一条微信，是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的一段话：“是您崇高的艺德、精湛的指挥技艺让观众激动！使得音乐会圆满成功，展示了乐团的最佳水平，我代表乐团全体人员感谢您!”

 

难怪，指挥大师六月盛夏里“玩失踪”。一个月内，他完成了一台国家重大演出的集中排演任务。这场演出不比寻常。逾500人的乐团、合唱团、歌唱家及各类演员组成的超级演出阵容，在指挥棒下焊成一个歌唱的巨人，发出最美妙复杂的声响：一挥手，让喧闹的弦乐降至喃喃低语，再一挥手，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这需要指挥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掌控力和驾驭乐团能力。

 

陈燮阳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中央团拜会音乐会、中俄元首会议、国庆65周年音乐会等等，每一次都出色完成并留下绝好的口碑。正因为如此，几乎中国所有重大的音乐工程、国家重大节庆演出等，都留有指挥大师独一无二的“地中海标记”……

 

按说，七十有六，该颐养天年了。可陈燮阳的艺术生命力极其旺盛。在2009年卸任上交音乐总监后，艺术生命历久弥新，如同那些“满天飞”的指挥家一样，继续书写着乐坛的“不老传奇”。精力旺盛、激情犹在，音乐使他的年龄常常给人以错觉。“作为一个指挥，我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我要工作到我指挥不动为止。”他说。

 

陈燮阳的继任者、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余隆意味深长地说：“五十年，是非常难忘的历程，我算了一下，陈先生开始指挥的时候我才一岁。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保持五十年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用五十年最好的时光谱写了中国交响乐的新篇章。”

 

 

 

深受敬重的“特邀指挥”

 

在当代中国指挥家中，无疑，陈燮阳属于那种代表了优雅、明媚、智慧和有着深厚音乐底蕴的人物，也是继乐坛前辈李德伦、彭修文、黄贻钧之后，最有影响力、知名度最高的贯通中西的第二代指挥家之一。

 

2009年，陈燮阳从上海交响乐团卸任。如同德国指挥大师库特·马舒尔告别纽约爱乐时那样黯然神伤，陈燮阳内心也充满着伤感，久久萦绕心间：“我还有许多想法没实现！真的，我很痛苦！我完全还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我的作用和能力！”

 

伤感很快散尽。自由之身的陈燮阳，变得十分“抢手”。除长期担任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的特邀指挥和常任指挥之外，上海爱乐乐团、山西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等诸多南北乐团的一些重要演出，也纷纷邀请他担任特邀或客席指挥。今年年初，筹建中的苏州交响乐团，又伸出橄榄枝，聘请他担任乐团的音乐总监。

 

繁重的音乐会演出，及“空中飞人”般的生活，占去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家中，总是聚少离多，少了欢乐缺了温馨。毕竟已过古稀之年，陈燮阳的太太王健英非常担心他玩命的工作节奏，多次恳求他婉拒一些演出安排，好好修身养性。可陈燮阳总以沉默应对，依然我行我素。去年夏天，陈燮阳得闲一个月，太太陪他一同去美国旅游探亲。可不到半个月，陈燮阳就“逃”了回来。

 

音乐让指挥大师“中毒”太深了。他深知，离开了音乐，自己就是一尊没了魂灵的驱壳。以至从事音乐半个世纪来，他初心不改，即便在音乐生态遭受重污染、音符都染上铜臭味的当下，指挥大师依然保持了那份音乐家难能可贵的品质——“纯真”。为此，他获得了中国音乐界的尊重。

 

 

 

关峡对这位家喻户晓的“明星指挥”很是敬重。他说：“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这些年率领他们‘进校园’最多的指挥就是陈燮阳先生，从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到南方沿海的福建，从上海、南京等繁华大都市，到西部城市西宁，再到双鸭山的东北边陲小镇，陈指总是不辞辛劳，冒着酷暑严寒，率领国交乐队，足迹踏遍东西南北中，为许多高校师生送去了优美的音乐，也收获了他们的欢迎和爱戴；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陈指不仅要为音乐会精心地安排曲目，当一些曲目没有乐谱的时候，他亲自抄谱；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2014年深秋在青海高原，他冒着冰冷的雨水，为牧区群众热情演奏，乐手们穿上了军大衣，而古稀之年的陈燮阳却坚持穿平常演出服登台。从始至终，他精神矍铄，那种洒脱、那种执着、那种激情、那种精神和情感，极大带动了全体乐队的演奏，获得高原人民最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种何等的精神？对国交来说，陈燮阳是我们最喜爱、最敬佩的特邀指挥，因为他的技艺、他的品格、他的精神风骨，更因为他对国交乐队艺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国交的良师益友!”

 

一个好指挥，指挥棒、指尖、灵魂中流淌出的是一种高压电，它击中一百多名乐手，让他们收敛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的努力。好指挥，能让一百来号人完美统一，将音乐符号转化成有意义的美妙声响。而对一支乐队而言，通常只要花上15分钟时间，就知道面前的指挥是优秀的或伟大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天分不高只会说教的排练“哲学家”。

 

无疑，陈燮阳拥有掌控力，他威而不怒，有无比的尊严、丰富的经验、鲜明的风格和宁静的智慧。他一站上指挥台，就很少用嘴说话，而更多是用手、眼，以及身体说话，除非必要时，才用嘴说话。在演出时，他善于用音乐来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在多次观看陈燮阳排练后说：“中央乐团有一种习惯，外国指挥家来指挥，大家比较谨慎认真，思想比较集中，困难的乐段也肯花功夫，演出效果常常比较好。对本国的指挥情况就不同了，因而指挥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中央乐团对陈燮阳的排练是认真的，他们觉得他有艺术，有激情，比较准确、有重点，效果容易实现和巩固，指挥与队员之间合作也比较融洽。”

 

自成一体的指挥风格，使陈燮阳在众多乐团得心应手。无论在上交，还是在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或其他地方乐团，他待人友善，有理有节，排练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人格魅力，使他与乐队演奏员形成默契而良好的工作关系。当演奏员们排练显得疲惫时，不经意间，他常常会发出几声幽默有趣的怪叫声，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后，气氛立马得到改变。

 

“我要求我指挥的音乐像泉水一样流出来，而不是像做鞋底那样把线拉出来，更不是挤出来……我不太注意自己在舞台上的动作如何，动作不在手大手小，它是从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自然而然出现的，一切要在音乐之中，而不是在音乐之外。我更多的是用心来指挥。”他说。

 

在陈燮阳的棒下，乐手们更多是心悦诚服。

 

“伏尔泰发型”成乐坛特别符号

 

作为一代古典音乐偶像，他拥有无数忠实的乐迷。

 

陈燮阳有过膝的长臂、修长的外形，以及充满爆发力的肢体语言。然而更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一头独一无二“地中海”长发。这怪异“造型”，竟然成了中国乐坛的特别符号和票房号召力。这“地中海标记”，浪漫而有诗意，与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相似，因而有了“伏尔泰发型”的雅号。

 

可在极左思潮主宰意识形态的年代，个性标记被视为“洪水猛兽”。当年，陈燮阳在大型史诗　《中国革命之歌》指挥组工作时，有位领导横竖看不顺眼，认为这发型有损“革命”形象，要他立马改发型。事情传到主要领导李凌那儿，这位音乐界元老嗤之以鼻，准许他保留原型。中国乐坛于是留下一个独特的符号。这符号后来随着中国音乐，走进了维也纳、柏林、马赛……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目睹了一切。他说：“乐团所到之处，很多中外观众都熟悉陈燮阳的指挥风格，热爱他在舞台上优雅、浪漫而富有激情的范儿，尤其更喜爱他那个性十足的发型，陈指挥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很多粉丝追着他合影、签名，这对于一个指挥家来说就是莫大的荣誉和幸福。”

 

“鱼跃乾坤化飞龙”。陈燮阳的指挥天资和禀赋，幸运地被“伯乐”李凌和李德伦再发现。两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前辈，不仅竭力提携，还给予他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燮阳在乐坛名声大噪。中央乐团首任团长李凌在《人民音乐》发表长文《大潮动若寐》，盛赞一个有前途的青年指挥家。之后，李凌又写信求助邓小平，希望将陈燮阳调到中央乐团，于是，文化部派人专程到上海要人。李凌后来撰文回忆了当时这一过程：“我第二次向邓老求援是为陈燮阳的事。1987年我调回中央乐团，陪美国指挥专家吉尔伯特先生到上海。在上海芭蕾舞团，我看到年轻的指挥陈燮阳非常有才能，就建议他去留学。回到北京我通过小平同志向文化部要了一个名额，只是陈燮阳本人想到美国学习，学成后我想留他在中央乐团，但上海方面硬不放人，我就写信给邓老，后来拿着邓办的信，到上海终于把陈调到了北京……”

 

指挥大师李德伦也看上陈燮阳，几次亲笔写信给这位自己有意栽培的未来的接班人：“燮阳啊，你何时能来北京？你要不来，我们都老了!”言辞殷切，令人动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与失散了几十年的父亲———文化名人陈蝶衣团聚，陈燮阳一度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发展，并担任香港中乐团的首席指挥。离开内地之后的陈燮阳，心情郁郁寡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得知后，亲笔致信陈燮阳，欢迎他回来。就这样，将陈燮阳召唤了回来……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声名鹊起后，半个世纪来，陈燮阳以“乐团焊接大师”的权威，奠定乐坛的牢固地位。这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带领中国的乐团，几度开创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灿烂的篇章”。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他为中央民族乐团执棒，在“金色大厅”开创了维也纳中国农历新年音乐会的模式，震动了欧洲乐坛；2004年6月，作为首支应邀到访欧洲音乐“圣坛”———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的上海交响乐团，在陈燮阳执棒下，挥出了一片“中国的天空”，令柏林同行刮目相看；之后，他率领乐团，足迹遍布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

 

而今，一个时代随风而去。但中国交响音乐史，将记载下中国交响乐事业“改革先行者”陈燮阳的斐然功绩。

 

在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音乐总监的23年中，陈燮阳继承了上交缔造者和前辈的传统，将百年老团稳健带进了“中外名团之列”，具有了国际名团的范儿。即便上交在遭遇不平等竞争、被对手挤到悬崖边的困难时期，他也波澜不惊，一如既往地将乐团带向艺术高峰之路。原上海音协主席陆在易曾列举了陈燮阳在上交创造的“五个第一”：第一个在全国乐团建设中设立音乐总监；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乐团音乐季；第一个在全国创办了民间爱乐组织———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第一个由他提议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第一个指挥演出、并两次录制了《朱践耳交响曲集》和《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丁善德交响作品全集》，以及《吕其明管弦乐作品集》。

 

其实，陈燮阳改革乐团的“第一”远不止这些。为提升上交的铜管乐声部，他开先河地引进美、俄、法等国的外籍乐手；他率先执棒肖斯塔科维奇《第十》、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在中国的首演。这令李德伦愕然。他告诉年轻指挥：“我特别喜欢老肖《第十》，一直想上演这部作品，想不到被你抢先了!”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指挥家，陈燮阳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影响并推进了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进程。

 

事业上成就斐然，艺术上，陈燮阳也非常耀眼。已故“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很欣赏陈燮阳的指挥风格，他称赞“陈燮阳是我国当代最有才华的指挥家之一”。

 

这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燮阳在美学习期间，有幸接触小泽征尔等国际大师。在美国，他大量地听名家指挥的录像和唱片，相互比较，深入揣摩。无疑，音乐视野开启了一个宇宙天窗。“我喜欢伯恩斯坦的灵气和松弛，喜欢卡拉扬的流畅和深沉，喜欢克莱伯的潇洒和敏锐，喜欢索尔蒂的热情和雄伟。”这种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陈燮阳风格”。在他的指挥棒下，节奏、线条、空间、视觉感严密又紧凑，音乐就活了起来。

 

一个表演艺术家，必须贴近观众。为此，陈燮阳很注重音乐会的曲目安排，他要求，每台音乐会曲目要像交响乐四个乐章那样“起、承、转、合”，成为有起有伏一气呵成的整体，而审美标准是“通俗、好听、大众化、上台面”。他力求与观众拉近距离，打成一片。

 

心里有听众，这使得陈燮阳的音乐会，深受音乐大众的欢迎。

 

 

 

作曲家的“特殊朋友”

 

陈燮阳表示：“扶持中国青年作曲家和中国作品，乃至中国的年轻乐团，是一个指挥的天职。只有时刻不忘中国交响乐成长的艰难，花精力去培植新的艺术，才能使我国交响乐艺术一步步繁荣起来，指挥者应该是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裁判官。”

 

陈燮阳说：“中国许多好作品，因为首演不成功就废了，从此被扔进抽屉或被打入冷宫，没人去抢救，太可惜了!　我赞同关峡团长力推中国作品的理念，这是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中国交响乐发展有近百年的历史。可在世界交响乐领域，中国是个没有国际音乐大师的国度。大多西方人看待中国作品，认为不过是些具有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作品。西方有评论家曾毫不留情指出：“中国的交响乐作曲家只借用了西方交响乐的空壳，而没有掌握它内在的逻辑与和声本质。说他们没有领会交响艺术的精髓并不过分。”

 

尽管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但国内指挥在带团出访演出时，常常面对一大堆中国作品，感慨成熟的国际化作品太少而忧心忡忡。中国需要更多支持、演出及推广中国新作品的指挥家。

 

艺术良知使陈燮阳肩负起社会担当。他意识到，单靠个人力量，无力改变大环境，但可从自身做起。年轻时学过作曲、配器、钢琴、小提琴、担任合唱指挥的陈燮阳，深知每个领域的创作艰辛。他曾对李凌表示：“扶持中国青年作曲家和中国作品，乃至中国的年轻乐团，是一个指挥的天职。只有时刻不忘中国交响乐成长的艰难，花精力去培植新的艺术，才能使我国交响乐艺术一步步繁荣起来，指挥者应该是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裁判官。”

 

陈燮阳成了作曲家的“特殊推销员”。几十年来，他不遗余力，力推中国作品，成了全国排演作曲家新作品最多的指挥家之一。有组数据可佐证：“在陈燮阳执掌上交23年(1985年1月1日至2008年7月5日)中，指挥正式演出总共844场，演出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134人，作品涵盖民乐、交响曲、管弦乐、协奏曲、舞剧、交响合唱等；国外作曲家122人，作品涵盖巴洛克时期、古典乐派、浪漫乐派、后期浪漫乐派、民族乐派、印象派到现代乐派的各类作品。他指挥上演的外国作品261部，约占59%；中国作品近200部，占41%……”不仅如此，陈燮阳排演了中国作曲家谭盾、陈其钢、盛宗亮、周龙、陈怡、黄安伦、许舒亚、瞿小松、叶小钢等几乎所有“第五代”作曲家的新潮作品。

 

以力推中国作品为己任的陈燮阳，自1986年开始排演朱践耳《第一交响曲》后，还录制了全套《朱践耳交响曲集》、《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吕其明管弦乐作品集》全套，电影《焦裕禄组曲》、《铁道游击队》，谭盾的《卧虎藏龙》(唱片名《离骚》，中央乐团演奏)，叶小刚的《西江月》，陆在易合唱作品音乐会，徐景新的交响合唱新作《铁军之歌》、《春潮》，赵季平的《古槐寻根》管弦乐版，改编了周杰伦　《菊花台》等大量中国优秀作品。这还并未包括大量民乐新作品。

 

赵季平对笔者说：“陈燮阳先生受人敬重之处在于，一个声望卓著的指挥家，除了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国新作品外，他对年轻音乐家关爱有加，在全力扶持和帮助基础较薄弱的省级交响乐团方面，作出了表率。我想，中国音乐界不能忘记他，中国的作曲家们不能忘记他，受到他关爱和提携的年轻一代音乐家更不能忘记他，因为，他在从事一项几代音乐家为之努力的伟大事业，那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优秀作品走进世界，得到世界认可并广泛传播!”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陈燮阳支持、推崇和排演，一些年轻作曲家的成名作将难见天日；大师们的整套作品也很难问世。对此，陈燮阳却说：“过去中央乐团有个好传统，设有新作视奏会及新作演奏音乐会，应该坚持下去，这是最好的继承……中国许多好作品，因为首演不成功就废了，从此被扔进抽屉或被打入冷宫，没人去抢救，太可惜了!我赞同关峡团长力推中国作品的理念，这是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半个世纪来，指挥大师还不断扶持新人、新作、新团。对年轻音乐家，他也几乎有求必应。这种做派，对一个大牌指挥来说难能可贵。因为新人如果没有特殊才能，大牌指挥绝不会接受这样的音乐会。“当年许舒亚的毕业作品音乐会，是我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早年方琼的音乐会、后来云南的高淑琴等新人的首场音乐会，也是我指挥的。我很愿意为新人提供机会。”陈燮阳说。

 

2013年，陈燮阳在太原指挥山西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邂逅山西省领导。指挥大师以他个人的魅力与声望，竭力游说省领导，为生存艰难的山西交响乐团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笔五百万元资金的支持。

 

……

 

廉颇老矣？非也！陈燮阳依然在“满天飞”，他在为即将成立的苏州交响乐团谋划未来。音乐是生命的兴奋剂，而指挥大师陈燮阳，活在兴奋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