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如鲠在喉”“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的故事，高产作家贾平凹又动笔了。昨天贾平凹飞往北京，亮相长篇新作《极花》发布会，这部15万字的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黝黑色新书封面上，一只桃红色蝴蝶振动着脆弱无比的翅膀，呼应了主角胡蝶被拐至大西北乡村后的颠沛命运。

这是发生在作家老乡女儿身上的真实经历，贾平凹还记得当时跟几个老乡一起等待女孩被解救的消息。《极花》的写作动因，很大程度上正缘自对这起新闻事件的震惊，但又不止于复刻照搬。的确，写社会民生题材，并不容易讨好读者，大众媒体24小时滚动播报着大事小事。“人们会说这事我早就都知道了。”贾平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信息爆炸对当代作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尴尬”。他觉得，光写新闻本身，显然是不够的，文学可以从生活撕开的小口子里继续深究，呈现出小说艺术的高明与丰富。

丧失对脚下土地的紧张度，写作怎会有张力?

胡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众多姑娘中的一个，不甘重复父辈生活，进城打工，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但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迅速破灭，她被人贩子卖到叫不上名字的偏远穷困山村。当她被解救送至父母身边时，却深陷舆论压力，加上心系留在村里的幼子，她主动“逃”回了曾经的梦魇之地。小说　《极花》以胡蝶的抗争、撕扯为叙述绳索，牵出当下中国贫困农村男性婚姻困境，现实冲击力强。

“痛感在选材中特别重要，要筛选出独具痛感的题材，就需要作家十分关注他所处的社会，了解它、深究它。”贾平凹说，复杂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作家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有时要不断切换视角，“把国际上的事当你们村的事来看，把国家的事当作你家的事来看，始终建立对这个社会的新鲜感、敏感度。”他说，当作家对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拥有一定把握时，作品就具有了一定前瞻性，与现实社会间形成紧张感，文字充满张力，“这样的小说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于贾平凹的写作，《当代作家评论》　主编韩春燕认为，每当贾平凹搜寻到一个令他激愤的点时，他就会进行深挖，让容易被漠视的乡村重回大众视野，这也体现了小说向现实提问的能力与担当。贾平凹坦言，《极花》　尝试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动向，“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那块地方究竟坍塌流失了什么?　村庄是常年驻雪的冰山还是一座活火山?　以个体经历为线索，我着力探求群体性人格。”在他看来，任何文学和艺术不是麻痹思想的娱乐消遣，它是人类精神世界向未知领域突进的先声，是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人从事的最敏感活动。有评论认为，《极花》　源于作家对现实的热望，源于精神在场，因为精神在场，故事和想象的世界便扎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局外幻境。

剥离了刺激离奇，文学借鉴水墨画写意呈现时代变化

以社会新闻为创作契机构思小说，这在贾平凹以往的写作中并不少见。小说　《高兴》　是对民工千里背尸返乡的故事演绎，《带灯》　则网罗了灾害瞒报等社会新闻景观，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认为，有时，与现实贴得太紧太近，一味捕捉新闻“表象”，往往也会限制小说本身。“贾平凹早期作品《浮躁》　就存在一定的局限，太想对现实发言，但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却没有达到相应深度。而到了　《极花》，小说咀嚼消化了新闻素材，描摹人性的复杂褶皱，达到了再造现实的艺术目的。”

贾平凹明白，新闻式写作的风险，在于人物容易流于扁平化。如何从纷繁离奇的新闻素材中，剥离刺激、离奇的元素，蒸馏提炼出小说语言的厚实与灵动，是他一直在思考的。贾平凹自称在美术界的朋友特别多，“我的文学观念很多是美术上过来的，可以从中西方美术史方面吸收借鉴”。他谈到，水墨画的本质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作者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从而克服将现成“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

“现在的小说叙述多采取火的效果，火有热度，热烈、烤炙，不管是人还是兽，看到火都往后退，有强烈的刺激，在刺激中有一种快感。”贾平凹说，但是一切变形夸张荒诞的东西，都需以写实为基础，“就像你跳高，脚要蹬到地上才能跳得高，你蹬得越厉害，跳得可能越高，不掌握写实的功力，这种高蹈的虚幻的东西就落不下来就虚假，或者是读时很痛快，读完就没有了”。

文汇报记者　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