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不断发展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为着迷的课题，但按照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观点，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未能实现从农业和传统商品生产向制造业和其他现代经济活动的结构转变，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到底哪些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如何理解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政策中得到有益经验的借鉴，正是吴思、李大巍两位青年作者采访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初衷所在。

实践检验理论——中国经济奇迹的“四个自信”

张五常在其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曾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若是让我们说中国社会的不好、中国经济的缺陷，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天，而说到为何中国能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却都说不出来。“中国一定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在本书序言中，约翰·哈斯勒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也指出，未来诺贝尔奖很可能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研究（第7页）。尽管他不同意划分有着不同基础条件的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本土经济学，但他也承认，“但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标准和文化都是不同的，在套用具体的模型和采纳建议时也必须适当地考虑这一事实”。（第6页）

这既揭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价值目标，也反映了经济学所谓“经国济民”（王通《文中子》）的某种地方性知识的属性。而从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来看，很多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给出完美的解释。比如，托马斯·萨金特（2011年诺奖获得者）即认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关键的问题是理论是否能更好地拟合现实”（第23页）。甚至对照他所开创的理性预期理论，他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两个中国谚语非常好地阐释了理性预期的精髓。

从共同的价值目标上讲，经济发展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生活的美好需求，但从实现的手段上来看，就必须考虑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的特有要素禀赋结构，考虑到制度、文化、发展阶段的约束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禀赋结构的升级变化。我们深入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借鉴不同经济发展政策的成功之处，归根到底还是要在中国土壤上开花结果。

白猫还是黑猫——辩证看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从亚当斯密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方法，市场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个人和企业的逐利活动，同时他人和整个社会也从中受益。但无论是凯恩斯理论，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批判和揭示了自由市场主义的现实困境。

斯蒂格利茨（2001诺奖获得者）在《巨大的鸿沟》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家是造成不平等和经济危机的元凶之一。经济学研究在过去30多年一直在两件事情之间摇摆，一是如何限制市场，二是为市场的好处摇旗呐喊。不幸的是，第二件事情受到的关注度比第一件事情多得多（第175页）。斯蒂格利茨曾经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经济顾问，参与过中国有关政策的研讨，在他看来，“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市场配置才能在非常弱的意义上，实现有约束帕累托最优概念中所隐含的最优性”，他主张市场经济既不是一个纯粹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也跟计划经济没有关系，是一种增强了市场机制的市场经济（第185页）。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经验时，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说，政府和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有重要作用，需要在具体领域、具体经济发展阶段、具体国情下进行综合考量。对此，林毅夫教授也强调，一方面，市场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的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

有意思的是，书中所采访的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激励机制的奠基人）是张维迎在剑桥的老师，对于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尽管他“更多地站在张维迎教授这一边”，但同时他也认为“政府对任意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当企业家或企业的行为不当时，政府要进行监管，发挥重要作用（第157页）。

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06年诺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就业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是“好经济就是提供好生活的经济”（第130页），而不仅仅是生活质量标准去衡量的“好生活”，比如“充足的消费和闲暇、优质的公共产品、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物”等等，还包括产生创业者和创新者的经济模式。对照我们当下的创新驱动的新发展观，也正暗合着菲尔普斯教授的主张。

以金融领域为例，我们过去一直强调金融创新，出现了如互联网金融等一些金融新名词，不可否认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有些新生事物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也脱离了普惠金融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导致了如大规模非法集资等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以至于我们一度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了“三大攻坚战”的首位。其实，金融是一门关于目标构筑的学科，必须以实现个人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而且，如果想要整个体系运转良好，必须先培养出许多与之相关的从业者，不仅仅是金融，还有法律、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慈善家等职业人员，金融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最基础的关系。

2007年诺奖获得者马斯金教授（机制设计理论的奠基人）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机制设计项目”（第103页）。在给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提建议时，不少诺奖获得者也非常谨慎，声称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专家（萨金特，第38页）、“我不是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专家”（西姆斯，第56页）。但他们基于深厚的理论研究而提出的意见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批判地予以借鉴吸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均增幅达到9.5%。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经济新常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经济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信”。

西方经济学体系严密，逻辑性、实证性强，在经济领域仍然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不能因其产生于资本主义而简单抛弃。但是不能盲目相信，要在加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用拿来主义的态度积极借鉴吸取。

作者：肖凯（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

编辑：施薇

责任编辑：杨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