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之光”，即闽东的锦绣河山、灿烂文化和闽东人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的精神。

《宁德诗篇》是诗人谢宜兴创作的系列现实主题诗歌，是对新时代“闽东之光”的礼赞，曾获《诗刊》社脱贫攻坚特别诗歌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近日由中国言实出版社正式出版。诗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多次深入宁德乡村，“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遇见”我们生活的时代，触发诗歌灵感。

2月5日下午，《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青年评论家李壮围绕《宁德诗篇》聚焦新时代诗歌的理论与实践，针对扶贫诗歌与谢宜兴的创作展开三人谈，本次活动通过“《诗刊》直播间”全程直播。

新时代诗歌的四个特点

文学史的划分与时代息息相关，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当代文学自新中国成立开始，改革开放昭示着新时期文学，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文学也就应运而生。对于新时代诗歌，可以从四个特点来理解：一、时代性；二、人民性；三、主体性；四、新的美学原则和新时代意象形象。

新时代诗歌与新时期诗歌联系紧密，但不同于新时期诗歌。李少君表示，新时期诗歌有对主体意识的强调，整个社会从集体主义过渡到所谓个人的觉醒，自我的发现，个体主体性是支撑新时期诗歌不断发展的动力。但又由于解构主义思潮对启蒙和主体性的解构，新时期文学处于巨大的矛盾和迷茫之中，新时代文学应对其有所纠正。新时代的主体性不仅是个人的主体性，还应体现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性。随着国家崛起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个人主体性、人民主体性开始张扬，新时代诗歌中应体现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对于自我的肯定。

李云雷表示，新时期诗歌恢复了汉语诗歌的弹性，扩展了诗歌的视野。同时也要看到，新时期诗歌虽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那么，新时代诗歌如何超越新时期？书写脱贫攻坚是一条探索路径，新时代诗歌的主体性需要置于具体时代变迁和生活经验框架中。

李壮认为，新时代意味着巨大的历史想象，我们国家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在强起来的中国，诗歌何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与以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新时代的历史想象和生活经验，都需要被纳入到诗人的表达体系。对于90后一代，体验到的历史焦灼感是原子化的个人、孤独的个体，无比渴望和时代发生关系。如何离开单个的原子化状态，与他者和社会发生关联，是书写新时代诗歌的一个动力。

脱贫攻坚：新时代诗歌的重要实践

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往往是从理论探讨开始的，先有文学理论，再有文学实践，比如胡适提出新诗革命新文学革命理念，再开始白话诗尝试。新时代诗歌也是如此，在理论上，《诗刊》于2019年开展“新时代诗歌大讨论”，举办全国诗歌座谈会，大量诗人参与到讨论中，结集出版了论文集。在创作方面，扶贫诗歌是新时代诗歌近年瞩目的具体实践。

李少君介绍，“脱贫攻坚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承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现在要兑现这个承诺，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大量诗人介入扶贫工作，工作在扶贫第一线。中国诗歌网发起‘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征集活动，反响强烈，很多诗人在脱贫工作中是驻村书记，实际参与了社会实践，深入人民，写起来很有个人体验和心得体会，读起来让人动情。”

扶贫诗歌的出现是新时代诗歌的重要事件，把个人体验和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诗人既是创作主体也是实践主体，以往诗人的一些反映社会大行动的作品，仅仅是采风、采访和调研，本人没亲自参与具体实践，而脱贫攻坚诗人具体参与其中，像陶渊明写田园诗那样有亲身躬耕的经历，写出来的作品才更有细节、具体痛感，因为他是实践主体。参与扶贫工作的诗人驻扎贫困乡村很多年，扶贫工作变成生活的部分，体验体会就不一样，与蜻蜓点水的写作不一样。

李云雷谈到，“读脱贫诗歌，有些诗特别打动我，像是王单单、北乔、谢宜兴等，他们的诗里把个人与时代结合，在诗意探索上有所创新，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发现诗意，让人想起艾青、李季他们，到民间去探索，这个方向是对的，在与百姓结合的过程中，方言会对诗人的语言产生影响。扶贫诗歌是新时代诗歌开展的一个新起点，诗人自愿投身于社会实践，发现诗意，创造诗歌。”

李壮认为，脱贫攻坚发生在神经末梢，扎根在泥土里，而越是末梢、越是细部越敏感，越适合用诗歌来表现，与民众发生紧密的关联。毋须讳言，脱贫攻坚是主题写作，尽管是书写很大的公共性话题，但是扶贫诗歌呈现出难得的有血有肉、非常细腻的作品，视角独特、真实感人。

谢宜兴与《宁德诗篇》

2019年4月，《诗刊》头条刊发了谢宜兴的组诗《宁德故事》，随后中国作家协会将《宁德故事》纳入2020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谢宜兴、王单单获颁脱贫攻坚特别贡献奖。通过谢宜兴的诗歌，读者了解到宁德发生的巨大变化，了解了宁德的方方面面，比如世界级天然深水良港三都澳、福建历史文化名村仙蒲村，观赏了官井渔火、花竹海上日出、嵛山岛风物，领略了“车窗外的霍童溪”，感受了寿宁县下党乡（曾是福建省定贫困乡、宁德地区四个特困乡之一）的发展巨变。

李少君谈到，谢宜兴现在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早期是宁德地方宣传干事，从1980年代起亲眼见证了家乡宁德30多年的变化。他对扶贫的关注和写作具有持续性完整性，对家乡的感情非常深厚。很少有这样一本诗集，三个篇章总体看很完整，单独一首诗拿出来又很独立。《下党红了》一诗在福建流传甚广，“一路红灯笼领你进村……小村与大国有一样的起伏悲欢”。因为更多历史宏观视野，谢宜兴的诗更多抒情，比较而言王单单更多叙事，谢宜兴偏向于总体感受，王单单写身边发生的事情。两个人放在一起，可以代表扶贫诗歌的一个大致面貌。

李云雷认为，谢宜兴对家乡风物的描写不光在写宁德，而且在写时代，谢宜兴的诗时代性很强，能够唤起读者共鸣，包括那种时代变化太快的乡愁情绪，读来很有感触。

在李壮看来，谢宜兴笔下的山、溪、云，不同于传统的山水诗，放到历史语境中，他写得很自然。如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本身是一种政治，蕴含价值立场。谢宜兴的诗有着深厚的生活积淀、观察细致，细微之处有整体的历史想象，语言调子缓慢、悠长、从容。

最后，三位嘉宾们还讨论到，在新时代，人民主体性极大提升，素人写作、草根写作现象越来越受关注。技术的便利使有天赋的普通人都可以参与到艺术实践中来，做艺术的主人，这也是人民群众自我表达、精神自足的表现，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一方面是创作者主动进入社会实践，从人民中获取营养，反映人民的心声；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自我表达，人民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创作者，这是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本能需要，又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新时代带来的新的历史变化，新时代诗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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