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地考察过去，是社会走向成熟的途径。如何看待历史，关乎着如何塑造未来。历史学家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在讲述与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时更是如此，唯有具备真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广博的史学积累、审慎独到的见地思考等，才能真正产出“益人神智”、烛照当下的叙述或洞见。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大家，年近90的金冲及已在史学领域潜心耕耘了60余载。他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晓畅的文字为后辈立下了治学典范。

出生于1930年的金冲及亲历了自己笔下的诸多历史。作为浩荡历史里的个体，他既见证参与了中国从贫困危难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以历史学家的第三者视角去记叙、考察这段曲折的民族复兴之路；他既能对近代历史做出涵盖广泛的一般梳理，又能深入到辛亥革命、解放战争等局部专题，博专通擅；他的文章不仅记叙清晰、更能议论风生，启发深思。

对于历史，金冲及力求“按照本来的面目去研究它”，这不仅要求史学家有求真之心，更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功夫，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芜存精，不断反刍、对照、联想、融合，力求对历史事件的全貌了然于胸。

如今89岁的金冲及依然精力充沛，在学术的天地里乐此不疲。他几乎用了一生来镌刻民族历史，而回溯这位历史书写者的历史，除了记录下他的治学精神，或许也多少能照见跨越两个世纪的时代变迁。

金冲及近照。（均受访者供图）

【人物档案】

金冲及，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读书，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文革”前夕调北京工作。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他还曾担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现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金冲及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开拓性成就，并撰写了多部重要领导人传记，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等。

“突然间觉得眼明心亮”

金冲及（左）与胡绳合影。

1930年12月，金冲及出生于上海。小学时候的他便对历史流露出浓厚兴趣。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100本的“历史小丛书”，他还记得书名中有《威灵顿大败拿破仑》《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等，金冲及每本都看得入迷。

他的母校复旦中学保存着他初中时的成绩单，入学年龄10岁，初一英文补考后才及格，但历史课程得了98分。当时，得到图书馆主任“特权”的他有空便往书库里跑，或是自己攒下零花钱买书阅读。小小年纪的他先后读过“四书”、《史记》《纲鉴易知录》《经史百家杂钞》，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之后又涉猎了一批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著作，如李剑农写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等。金冲及犹记得读《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时津津有味的情形：“小孩子读这样的书居然不觉得沉重。”

1947年，金冲及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他坦言自己当时有过思想斗争，因为史地系毕业生很难找到“饭碗”。他当时还考取了一所大学的化工系，最终仍是选择了读历史。那时他还年轻，对历史学的意义谈不上有深刻的认识，但总觉得：历史讲的是人类和中国社会怎样一步步演进，是古往今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动人的历史场面和最有智慧、才能的历史人物，读来能打动人心、扩大眼界、增长智慧，越深入便越为它所吸引。

他还是一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青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极端专制和腐败，使他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正在学校中住读，和他连铺睡的同学、复旦中学地下党书记何志高引导他积极投入“反会考”和“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

刚入大学时，学生运动一时陷入低潮，金冲及十分苦闷。面对时局动荡，他试图从书本中求索良方：“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我急切地寻找着解决办法。邹韬奋的书给了我很多启发，他思想进步、充满激情，作品非常适合年轻人阅读。”除此以外，他还读鲁迅的杂文与小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胡绳、华岗、范文澜、翦伯赞、薛暮桥、许涤新等学者的著作。

这些浸透着理性思辨与人文光芒的文字启发金冲及反观自己所处的社会，但他仍觉得迷茫：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状况？存在着哪几种力量？将来前进的方向是什么？而当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油印件在进步学生中秘密流传时，书中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让金冲及“突然间觉得眼明心亮，本来乱糟糟的脑子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经过反复思考，金冲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使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不光是读书，更有疾风骤雨的现实。面对凋敝的民生和国民党当局种种倒行逆施、专制腐败的行径，金冲及不愿安坐于象牙塔，而是横下一条心全力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那个时候的状况，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金冲及回忆，有一次他正在校园里走着，背后有一个人一下子把手插到他的口袋里。他掉头一看，是自己认识的训导员。

“你干什么？”

“我看你口袋里是什么东西。”

下课后，不经训导处批准，教室就上锁，怕进步学生在那里开会。

复旦大学的情况还好一些，在暨南大学，甚至有特务带着枪查宿舍。这一切让金冲及义愤填膺：“如果国家没有前途，你个人一点希望也没有；但是你要反抗的话，光靠个人没有什么用处。正因为这样，我才下狠心抛弃自己的爱好，准备牺牲一切，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

1948年1月，金冲及参加复旦学生支持“同济大学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活动，亲眼看到国民党当局派出的几千军警如何残酷镇压学生：“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冲入其美路（现四平路）上密集的学生群内，用马刀乱砍……同学们退入同济的礼堂后，又被驱出会场，在严冬寒冷的广场上被分成一堆一堆坐着，面对国民党军警一圈雪亮的刺刀，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那种场景一样。”那次，金冲及被校方记了“大过”。

不久，金冲及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这年8月底，他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妨碍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和通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被迫离校，在外躲藏了好几个月。虽然行动受限，金冲及却得以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尤其读了不少马克思理论的书籍（延安整风的二十二个文件就是这时读的），也更加坚定了自身的信仰。

“治学没有捷径可走”

金冲及聚精会神地研读史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金冲及返回复旦大学，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学生代表）、学生会主席、第二届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虽然忙于各种工作而时常缺课，学校教育依然对他影响至深。金冲及清楚记得给自己上过课的诸位老师，包括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蒋天枢、胡厚宣、冯雪峰、唐弢、章靳以等。

“这些老师的榜样和熏陶作用，使我在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学问树立起一种标尺，多少懂得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果达不到一定要求就不敢拿出来。”前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治学态度为金冲及种下了思想根苗。

1951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的他留在了学校，先后担任过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内心里，金冲及渴望回到自己喜爱的历史研究，但想到革命刚刚胜利，自己若就想“各奔前程”，“良心上也过不去”。

幸运的是，1952年，复旦大学校党委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可以在系里兼课，金冲及十分乐意地承担起这种“双肩挑”，他先是参与编写中国近代史课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的教学大纲，1953年起先后给新闻系、历史系的学生开授中国近代史这门一年的基础课程。

曾有金冲及的学生回忆，金老对史事与史料娴熟于胸，从不照本宣科；讲课时情感充沛，极富感染力：“1239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先生讲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时的豪兴、讲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的炽热、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愤怒、讲‘武昌起义天下应’时的畅快……感动得我们全班九十八个人，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金冲及的学术生涯迈向第一个小高峰。24岁那年，他在刚创刊半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提出同胡绳同志商榷，文中的独到见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也得到胡绳同志的关注；29岁与学长胡绳武合作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清末立宪运动》；33岁又与胡绳武一起写出了《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

世上的高明，大抵是靠“笨”功夫。金冲及说自己不会用电脑，只能按照“笨”法子写作。他大概用80%的时间来读资料，20%的时间用来写作：等成竹在胸后便将文章一气呵成。他曾不止一次谈到，治学没有捷径可走。无论是论说还是考证，都要遍览史料、披沙拣金，在掌握了充足论据之后才敢动笔，力求做到言必有据。

比如，写作《辛亥革命史稿》时，金冲及花了多年时间，逐期读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立宪派和留日学生的大部分刊物、逐日读了清末《民立报》等报纸，为了充分感受当时的时代氛围和民众心理，他连报刊上的插图、广告等也不放过；此外，他还广泛阅读全国各地文史机构征集的当事人所写的回忆资料和保存在宝岛台湾的大量辛亥革命史料。尽管如此，他深感读得还不够。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研读，这场运动不再是抽象的名词和孤立的事件，而是在金冲及的脑中汇聚成“一幕幕生气勃勃、激动人心的宏伟历史场景”。

“多花点功夫，要把基础打扎实些，从各个角度多想想，看起来好像慢一些，其实总的步子倒会更快一些。”金冲及常对年轻人说：要“不争一日之短长”。许多看似标新立异的结论，其实缺乏扎实的史料支撑和对前人论说的悉心总结，仅靠“灵机一动”的学问不会有生命力。

他还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阅读材料时要有问题意识，不断思考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常常一开始形成某种看法，随后自己又推翻或作重要补充。“一件件文献并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和文字，透过它要看到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时代画面，就像电影胶片，如果分开看，每张都是死的，但通上电力一摇，反映在银幕上，就在你眼前活起来了。读历史资料时，需要的这股电力就是人的理解力。”金冲及说。

“当代人也可撰写当代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刚调到北京不久的金冲及被复旦的造反派突然袭击，强行押回上海，在复旦学生宿舍关押了一年。押回北京时又受到无中生有的严重政治审查，其中有三年多时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边种水稻、一边受审查。

那是金冲及十分苦闷的一段时期。他不仅不能随便同人讲话，甚至一看书就会被训斥：“怎么了？没有事了吗？不考虑考虑问题？”几年下来，除了写交代材料和检查外，根本没机会写任何文章。

1972年，一位老领导不管他的“审查”还没有作结论，就将金冲及调往刚恢复的文物出版社工作，一干就是10年。

金冲及（左）与胡乔木（右）、逄先知交谈。

1983年，他又被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而此前他从未对党史做过专业研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金冲及一要参加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二要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重点是编写他们的传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党史资料收藏十分丰富，再加之受胡乔木、胡绳等老辈党史学者、理论家耳提面命，金冲及受益极深。他主编或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写出《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专著，并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

74岁那年，金冲及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岗位上离休。但因为《陈云传》的最后修改和定稿工作没有完，仍无条件地上了一年全天班。75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在桌前摊开纸笔，着手来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两年多下来，密密麻麻手写的120万字铺满了稿纸，从甲午中日战争的风云到2000年新世纪钟声响起，这期间的斗争曲折、思想流变——百年民族复兴史在纸上徐徐展开。这本书已出版了8万多套。

“为什么到这个年龄还要做一件自讨苦吃的事？”金冲及说，20世纪是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主题贯穿其中。写作这百年的沧桑巨变既是出于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也是对自己亲历历史的凝视回望。

中国古代素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早在金冲及撰写《周恩来传》时，有人就说：当代史没法由当代人来写。对此，他不尽以为然：当代人治史固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却也有后人难以具有的优势，二者应互为补充。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说，看100张从不同角度的凯旋门照片不如去实地站5分钟，更能理解凯旋门的灵魂和价值。金冲及亲历了20世纪中70多年的历史，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既有客观理性的分析，又不乏声情并茂的讲述。

曾有人推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他的封笔之作，他却果断回应“我不说‘封笔’”。之后他又陆续写作了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新旧中国的交替》《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星火启示录》等一批史学著作，不少已译成外文出版。除了精力充沛，作为史学家的高度使命感和旺盛不灭的好奇心或许是他始终坚持在学术一线的原因。

“我想，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虽然再做长期的、很大的计划不太现实了，但的确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金冲及说道。午后的阳光穿过帘子，照在他明朗的笑脸上。

【记者手记】历史研究大有作为

金冲及寄语：“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北京，胡同里的前毛家湾1号，如今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所在地。走道尽头有一间两面环书的老式书房，便是金冲及坐了30多年的办公室。虽然已在2004年从这里离休，金冲及依然习惯来此阅读资料、撰写文章。即便已迈入耄耋之年，他仍有著作从这一安静的楼内流出，在史学界引起关注。

对史学后辈，金老也寄予了殷切厚望：“立志史学研究，要坚定不移，耐得住‘冷板凳’。”他劝诫一些年轻人不要过于性急，不可贪多求快，功夫未到家便急急忙忙地把成品推出去。

“在当前急功近利的环境下，还有不少青年学者喜欢历史，刻苦从事历史研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金冲及认为，研究历史看似与商品浪潮汹涌的当下格格不入，却能给个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牵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前途。史学者一旦有坚定的目标，就应勤勉治学、砥砺奋进。

“我不相信一个文明的民族会是一个不懂得历史、没有历史感的民族。”金冲及说道，“事实上，今天史学工作者的各方面待遇和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而且，历史研究得有一个较长积累的过程，并不是一旦有需要临时把人拉上就能用得上的，我们今天应该早做准备。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历史研究的天地是广阔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作者：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彭丹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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