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3日《申报》第四张第13版刊登“礼聘环球欢迎，独一无二须生哲学大家汪笑侬”(后又称之为“新旧剧哲学大家”)　的巨幅广告:“汪笑侬君于辛丑年间，在上海曾经《消闲报》取为文榜状元，北上后声名大噪，日本《九州日报》……加以月桂冠，美国新闻则以君之剧，具哲学之原理，心理学之作用，中外驰名，毋庸赘述。……改良旧戏编辑新剧不下数十出，社会欢迎达于极点，入京后，鑫培亦推许其字句音韵，自愧弗如。”

梨园界的各种排行榜单，虽是媒体推动的民间行为，但对京剧发展影响甚大，伶界艺人被拥戴上榜，胜似沙场英雄，凯旋封侯，其票房和声望自然随之一路飘红走高。众所周知的“伶界大王”、“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等称谓，显然已经成为对这些前辈大师艺术成就的最好评判。在京剧舞台上，汪笑侬曾获“伶圣”等头衔，其中还有一顶特别桂冠———“新旧剧哲学大家”，这一耀眼顶戴，显然与众不同，值得刮目相看。

纵观京剧发展200多年之历史，五工四法、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好角儿大腕不胜枚举，开宗立派的名家大师也不乏其人，戏剧改良和新戏流行以后，欧阳予倩虽有“新剧花旦，允称第一”之盛誉，但新旧剧皆擅、能演能编，不墨守成规、富于革新精神，真正被称之为“新旧剧哲学大家”者似乎只汪笑侬一人。“笑侬先生学识渊博，才气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医卜星相，无所不晓。‘西学’传入中国后，他还涉猎过心理学、催眠术、法律、西洋史、商业史等。老一辈的朋友们还听他谈讲过佛法和金石之学。经常喜欢吟诗作对，也善骈四俪六的八股文;此外，据我所知，他还写过不少的小说和小品。在天津时候，他还写过一部《戏剧教科书》，连载发表在天津《教育报》上。”（《周信芳全集》文论卷一P177，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周信芳先生专论京剧前辈的文章甚少，在有限的几篇文字中竟有三篇是专门论述汪笑侬先生的，可见汪在其心目中分量之重要。在他看来，汪笑侬是真正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是京剧发展史上继承与创新的典范

“笑侬先生表演上主要宗法汪(桂芬)、孙(菊仙)，却不是一味模仿，而是吸收他们的长处，并参合己意，加以融合，故能够自成一派。……他的艺术渊博浩瀚，集各派之大成，原因即在于此。他之被誉为‘伶圣’，主要也由于此。”“笑侬先生的唱饶有感情，他不是为唱而唱，却能把自己丰富的感情通过剧中人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后世学汪者不乏其人，但仅得其皮毛，难得神似，其原因恐即在此。”（《周信芳全集》文论卷一P180-181，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据周信芳先生回忆，伶界大王谭鑫培曾当面对笑侬先生说:“菊仙气质甚粗，余亦日趋老境，来日之盟主实让于使君。君之学问为吾辈所不及;咬字之切，吐音之真，亦为吾所不及。”谭鑫培先生究竟是哪一年说的这段话，似已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此乃情真意切之语，毫无奉承之意，尽显惺惺相惜之感。机缘巧合的是，谭鑫培是在上海得“伶界大王”之冠，汪笑侬在上海被誉为“新旧剧哲学大家”和“伶圣”，两位大师都曾把平生最得意之剧目和最辉煌的舞台绝唱留在上海，他们的戏剧人生先后于1917、1918年戛然而止。一代宗匠汪笑侬，长眠沪西真如。

记得已故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谈及学问心得时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从事学术和艺术的人，只有从内心里面迸发出一种对学问的炽烈热情，并且到了一种痴迷忘我的地步，才有可能做出具有创造性的成果。在梨园界，有一段佳话众人皆知。汪笑侬先生因痴迷老生后三鼎甲之汪桂芬，曾当面表达“下海”之志愿，但得到的却是桂芬先生“谈何容易”之笑答。大受刺激后随即改名‘汪笑侬’，以自策勉。这段励志发奋和发自内心的戏剧痴情，在京剧历史上恐怕也是相当罕见的。

汪笑侬以李太白自居，实乃为人忠直、是非分明，行侠仗义、放浪形骸，弃官下海之“另类”。正如戏剧界前辈艺术家所评论的那样，他与一般伶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内心所自有的愤世情怀、文化修养和创新精神，他编演之剧总是能把时代、生活和个人身世之深切感悟融于一体，呈现于舞台，启世教化，发人深省，给观众以强烈震撼。据　《申报》　记载，1900年　12月12日汪筱　(笑)　侬在天宝茶园上演全本　《马嵬坡》，此乃海上从未演过的新剧。“马嵬坡，即昆剧　《长生殿》　中之迎像哭像也。伶隐汪筱(笑)　侬编成京剧，……筱　(笑)　侬感身世之飘零，所编戏多系悲剧，借恨事以重提，泄胸中之块垒，……演此剧时，声调凄恻，情致缠绵，尤能体贴入微，能使观者泣下沽襟。戏剧之感人也深矣。昔沪上开菊榜，拔筱(笑)　侬为文榜状元。”（《申报》1911年9月24日第三张第3版）　在当年的《申报》　戏剧评论中，笑侬君所编演之成名大戏　《党人碑》、《骂阎罗》　等，无不体现其独特之戏剧理想和艺术品格。“党人碑亦汪笑侬所编，……汪在春仙　(茶园)　演此剧时，……笑侬触景生情，悲不自胜，抚今追昔，慷慨悲歌。剧中王念诗时，声调悲壮苍凉，凄然泪下。现身说法，一若身历其境，几不知为演戏矣。座客知与不知，无不动容。”　（《申报》1911年9月25日第三张第3版）“骂阎罗亦汪笑侬所编，……胡迪骂阎罗时，义愤之气，溢于言表，捶胸顿足，冤诉不已，痛责之，痛责不已，谩骂之，借题发挥，满腹牢骚，尽情吐出。汪本伤心人，以伤心人演伤心戏，宜其如此之悲壮也。……此戏虽近迷信，而能泄人抑郁，为忠良吐气，大快人心。”（《申报》1911年9月26日第三张第3版）

纵观汪笑侬一生，虽曾“贫困江湖”，“天地寄庐”，但对上海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汪君虽非出生沪上，但却有着一个很上海的名字，一声“侬”字，把这位京剧前辈与上海这座戏剧大码头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1916年12月，汪笑侬再次来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把生平最得意之拿手好戏，一一奉献于上海观众，直至1918年在沪病逝。在长达一年半的演出季里，《哭祖庙》、《党人碑》、《马前泼水》、《风波亭》、《劈三关》、《受禅台》、《长生殿》、《左慈戏曹操》、《献地图》、《桃花扇》、《琵琶泪》　等经典剧目，着实让沪上戏迷过足戏瘾。

同样上海这片海派天地，也足以能够让笑侬君率真自信、狂傲不羁的个性恣肆汪洋，尽情释怀，无论在剧场，还是在居所，都有无数精彩时刻凝固于人们的记忆，即便是随意留下的广告性戏评，也堪称绝妙。“李陵碑为鑫培君第一杰作，鸿声远不及也，皆因其有火气耳，其余演者但知仿其新词，不知传其真味，千首雷同，大失庐山之真面目也。笑侬此剧，仍用旧词，敢请诸君一偿异味，或有人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知音乎、知己乎，舞台一证之”（《申报》1917年3月2日第13版）。

汪笑侬还曾这样评价过和他同演　《玉堂春》　的欧阳予倩，“予倩之戏一半由文学中得来，一半由揣摩中得来，惟与鄙人配戏，可称天然”。戏剧长河，大浪淘沙。曾与汪笑侬同在丹桂第一台演出的高百岁、三麻子、张德俊、冯志奎、筱客串等，在当年也是如雷贯耳、备受热捧的名角，如今几乎无人知晓。岁月之无情、艺术之残酷可见一斑。周信芳先生在　《忆汪笑侬》　一文中如此慨叹道:“从他个人来讲，命运诚属可悲;但在艺术上，创作等身，独树一帜，卓然流传于后世，也可告慰国人了。可惜的是，他所留下来的如此丰富的优秀剧目，积渐失传，如今绝大部分竟无人能演，致令一代艺术大师与孤坟荒草一同湮没”。百年回眸，岂能不叹。在《哭祖庙》　中历时一小时三刻之久的200余句超长唱段、《党人碑》　的悲怆、《骂阎罗》　的愤慨早已成为传说中的绝响。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任何一个名角儿都会铭记一条“道德律令”，那就是“戏比天大”。所谓观众是“上帝”，乃衣食之父母;所谓“金声玉声，不如观众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的全部秘密就在这里。因此，由观众和媒体所“授予和册封”的各种王冠名号，既被艺人所看重，又被票友所追捧，是专业性和大众性的结合，是市场效应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一点也不逊色于今日之各种奖项。对于汪笑侬而言，也许正是戴在他头上的这顶“新旧剧哲学大家”的沉重王冠，最终把他压成了一个“旧剧界之维新派，新剧界之国粹派”，正如先生自题诗句所云:“铜琶铁板是生涯，争识梨园著作家;我本庐山真面目，淋漓粉墨漫相加。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气洋洋;化身千万倘如愿，一处歌台一处汪”，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艺术雄心和人生抱负，正是当下艺坛所缺乏之气度，其艺术实践所秉持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京剧哲学”，正是我们今日对待传统所应有之精神和态度。

文/驷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