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咖啡店》剧照，片方提供

“纽约客”导演伍迪·艾伦的访谈录　《我心深处》　中文版新近出版。阅读这本访谈的过程，构成一段重识伍迪·艾伦的经验。《我心深处》　始于导演的处女作，结束于2002年的　《好莱坞结局》，但他最近的创作，其实都能照见早期作品的痕迹：笑料与段子积累，巧合中爆发戏剧张力，群像式的、难以收场的荒诞结局。一切似曾相识，但我们乐此不疲。他用甜点式的小品去消解生命之难，而这套旧魔法依然奏效，我们仍然期待他以电影的方式写作。

“只有乌鸦能够离开森林，跟随人类进入城市。”戈达尔在纪录片《遇见伍迪·艾伦》　的开头这样形容他的美国朋友。乌鸦的比喻，也许讽喻伍迪絮絮叨叨的影片风格，也可能暗示两人的那场对谈———的确毫无火花。那部访谈纪录片的剧照摄影师是史提格·比约克曼，他也是　《我心深处》　一书的编者和对话者。

这是一本持续十年完成的访谈录，以一部电影为一个章节，从处女作　《傻瓜入狱记》　开始。34个章节，呈现伍迪从喜剧演员时期段子手的自动化写作，到有意识地逐渐形成自己的导演风格，并持续不断进行风格实验的演变轨迹。

我似乎能理解那个乌鸦的比喻：他是一只常驻曼哈顿、被焦虑和神经质围困因而无法停止鸣叫的乌鸦。我们太熟悉伍迪·艾伦的套路，永远是爱的焦虑、伦理的焦虑、死亡的焦虑包裹在自我分析和自我解嘲里。太多熟悉的细节，足够让我们把记忆中的片段，重新拼贴成一部新的电影，而丝毫不会丧失伍迪·艾伦的特性。一看到固定镜头下，一对恋人从远处走来，谈论着存在主义与死亡、感性与理性、伯格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就会想起伍迪·艾伦。

《我心深处》　虽以2002年的《好莱坞结局》　为最终章，却丝毫不影响我们在2016年谈论伍迪。“好莱坞结局”这个名字暗示了伍迪风格的独特之处——完全反好莱坞的、用反常的叙事或剪辑去解构逻辑缜密的剧本。另一方面，《好莱坞结局》　本身就是伍迪创作的分水岭，在那之后，他越拍越轻盈，因为他要讲的，都已在之前的电影里讲过了。

有影评人对伍迪晚近的作品有过一番很妙的概括：伍迪·艾伦曾经喜欢在电影里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和心理疗愈，而现在他不再那么坦白了，他开始借助魔法，比如穿越，比如魔术。这个说法揭示了伍迪和电影的本质关系。在创作的早期和中期，伍迪把困惑、欲望和忏悔以近乎天真的方式统统暴露给我们，也引导我们在电影中认出自己，银幕内外互成镜像，也是一种双重的疗愈。到了后期，他的故事越讲越从容，且在电影里玩起了魔术，他变换了口吻，只讲故事而不再直露地说出言外之意。

最近的几部新片，其实都能照见伍迪早期作品的痕迹：《社团咖啡店》　像是加了滤镜的　《无线电时代》，《魔力月光》　中的魔术在　《爱丽丝》和　《玉蝎子的魔咒》　中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过，《无理之人》　则像一部更天真的　《赛末点》，或更轻盈的　《罪与错》。最新的　《六场危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60年代，那是伍迪拍摄处女作　《傻瓜入狱记》　的年代，他以电视剧的形式回归早期的创作内核：笑料和段子的积累，巧合与偶然的戏剧张力，群像式的、难以收场的荒诞结局。一切似曾相识，但我们乐此不疲。

阅读和翻译　《我心深处》　的过程，于我是一段重识伍迪·艾伦的经验。谈话录的形式其实是危险的，它无法避免琐碎、重复，但伍迪始终诚实。面对重复的提问，他永远像第一次回答时那样谨慎认真。这一印象提醒我，要将他与银幕上那个自怨自艾的神经症患者区别开来。而这一印象的另一面，是伍迪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却在反复中加强的，一个悲观清醒的无神论者的形象。他说：“我是不可知论者。我相信一个正直的人的确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他无法解释的时刻，于是他感到宇宙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或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存在。”这种近乎灵性的经验，于伍迪而言是艺术经验，也是一种逃避，在“可怕与可悲的人生”中没有更好的选择，那么创作至少能将人从无意义的无力感中暂时解救出来。

伍迪总是避重就轻，然而毫不温吞地给出最无害的和解方式。他当然是悲观的，看看他最喜爱的作家和导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伯格曼，都是悲情严肃的创作者。伍迪一次次地戏仿和致敬他的偶像，但不以苦涩艰深的方式，而是用“一道甜点”去冲淡并消解存在之难，这是电影留给艰难时日的唯一馈赠。在更早一些的电影里，他的确更坦率，但都是点到即止的、保持距离感的坦率，这也恰是我们喜爱他的原因之一：我们很清楚，他的点到即止也包含着我们对那些思考的规避，以及，我们并没有勇气去真正了解另一个人。

伍迪·艾伦已经活成了一个形容词。当我们说出“伍迪·艾伦今年已经81岁了”，这并不代表对一个老者的同情或包容。我们仍然期待他以电影的方式写作，因为他曾经说过的与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因为他见证过电影和爵士乐的黄金年代，因为他曾几乎要崩溃而终于没有崩溃，因为他还在写。

文/周欣祺 (作者为《我心深处》译者，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