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唐山市区，铁路左侧为路南区、铁路右侧为路北区。均由唐山大地震文献暨口述史研究中心供图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机场调度员在跑道旁指挥救援飞机起落。图中手持电话指挥者(右三)为李升堂。

在唐山市中心，矗立着一座由胡耀邦同志亲自题写碑名的“唐山抗震纪念碑”。所有第一次到唐山来的人们，几乎都要去瞻仰它。40年前，这里是唐山大地震的极震区。

唐山巨震造成了唐山及所波及的京津冀地区总计24.24万人遇难，仅唐山一地就有13.59万人震亡。其中，全家震亡的共7218户，占唐山居民总户数的2.97%。

华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告诉记者，根据有关资料推算，整个唐山市区(不包括当时唐山地区所辖的其他14个县、市、区)地震时约有86%的人被倒塌的房屋等建筑物埋压。在地震烈度达11度的极震区，被埋压者几乎占九成以上，市区被埋的人数多达63万，但死亡人数实际上占被埋压总人数的16%左右，大多数被埋压者仍幸免于难。

是谁救出了60多万被埋者？　首先投入救援的是家人、邻居、亲友、同事和当地驻军。从废墟瓦砾下脱险的唐山人来不及擦净身上的血迹，就投入了　自救和互救；然后是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令赶来唐山救援的十万人民子弟兵。唐山大地震文献暨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沈芝告诉记者，解放军第一天扒出来的被埋压者救活率为80%左右，第二天扒出来的救活率只有三四成，第五天扒出来的埋压者救活率只有4%。

沈芝说，唐山大地震还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遇难者都是死于大震发生时的埋压，死于震后的次生灾害和瘟疫的几乎没有。而在历史上，震后死于瘟疫及其它次生灾害的人数，甚至会超过直接的震亡人数。这证明赶赴唐山救援的十万解放军和全国各地来唐的医疗救护人员功不可没。

大震后不到20分钟，解放军驻唐某部报务员吴东亮就用从废墟中抢救出的电台，向上级发出了第一份来自震区的电报；震后第六天，唐山驻军589团一营副教导员郭来率官兵救出了被埋147小时、年仅10岁的白海明；震后第八天，解放军花了7个小时终于在开滦总医院的病房废墟里救出了矿工王树斌；震后第十三天，解放军还从商业医院倒塌的病房里救出了女工卢桂兰……

40年过去了，唐山人没有忘记“十万解放军救唐山”的恩情。日前，记者采访了当年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的唐山机场航行调度室的调度室主任李升堂。

孤城唐山，向党中央报告灾情

1976年7月27日晚上，唐山格外闷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说，是纳凉到下半夜才回屋睡觉的。地处极震区附近的人们事后回忆，从27日23时起，就开始听到不同方向传来闷雷滚过般的地声。而在唐山机场家属区休息的李升堂，临震前几分钟的地声惊醒了他，因为地声比一个机群从头顶飞过还要震耳。

李升堂对飞机轰鸣声特别敏感，因为他不仅当了5年空军飞行员，还当了15年的机场飞行调度。当他稍稍清醒时，大地开始颤抖，房屋开始摇晃，他急忙叫醒了妻子周华婷，俩人一人抱着一个熟睡的儿子，挣扎着跑到了室外。万幸的是，他家房子并未倒塌。李升堂见家人平安，急忙直奔机场指挥调度大楼而去。

机场的情景让他惊呆了：调度指挥大楼的墙壁已经倒塌，室内有线电话、有线电台(短波、超短波)、雷达设备、密语系统等全被摧毁，一片狼藉。室外高高的固定“塔台”天线已被强烈的地震冲击波给折断。跑道南端的指挥塔台已经坍塌，4名值班人员被埋。整个机场已断电，原有的备用电源也因房顶倒塌而受损，唐山机场失去了对外的一切联系，处于关闭状态。

而机场周围受伤的群众开始往机场里面涌，停机坪、营区里、甚至路旁的空地里，到处都摆满了伤员，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遇难者遗体。

很快，唐山地、市的领导也赶到了机场，和驻军领导一起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十几秒钟的巨震，将唐山的主要桥梁全部震毁，唐山通往北京、天津和沈阳的铁路运输全部中断，唐山通往国内各大城市的电报、电话全部中断，唐山成了孤城。最要紧的是：如何把唐山发生大地震的灾情尽快向党中央报告？

情急之下，李升堂大胆提出：“派人乘飞机去北京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大地震的灾情，请求全国人民支援。”

这是个相当冒险的建议，因为按空军军规，若没有空军司令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动用飞机；如擅自动用，处罚极为严厉。但此刻，李升堂已经将个人得失的风险置之度外。临时指挥部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派某团副政委刘忽然、军务参谋张宪仁随机进京报信。但当时驻机场的空军都是战斗机，到哪里去找运输机？　正巧，27日傍晚有兄弟部队转场飞行训练来唐山的两架飞机还没有飞走，李升堂于是决定“借机出航”。

早晨6时许，天气逐渐好转，李升堂决定让能飞复杂气象条件的“里-2”飞机起飞。按飞行规则，这又是严重违规的：该机起飞没有经过批准，降落机场也没有同意接收，而且本场云高不到200米、地面能见度不足1.5公里，没有达到允许起飞的气象条件。

没有比抢救灾区百姓更大的事！　李升堂用指挥车的电源开通了临时电台，果断命令“里-2”飞机立即起飞。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里-2”带着全唐山人民的期望，破云而起。

天津杨村机场无法着陆，“里-2”就转飞北京，终于在7时40分平安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根据空军司令员马宁命令：南苑机场派车将来京报告人员直接送进中南海新华门，向中央领导当面汇报唐山震情！

在唐山机场的李升堂，上午9时忽然在无线电中听到密语呼叫，凭经验判断是架低空飞行的小型飞机。原来，空军一架“米-8”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受命在玉田、丰润一带寻找地震中心。因油料不足，飞行员请求降落。

800号直升机降落在停机坪上，下机的有总参、空军航行局、水电部、煤炭部、地震局等专家领导，他们是来寻找地震中心的。李升堂向他们介绍了唐山市地震情况，肯定地说：“地震中心就在市里，建议马上起飞到城市上空侦察。”

但直升机油料不足，空中机械师提出要加油，而机场遭到破坏已经无法供油。李升堂凭着当过飞行员的经验，为直升机划定了正确的航线：直接起飞，在唐山市上空右转，低空出航，沿京山铁路向西飞，到天津机场降落加油，再返回北京。此航线可一举两得。

当直升机飞到唐山市上空时，飞行员用低沉颤抖的声音报告说：“一号，一号，某某号报告，唐山市内所有建筑物全部都平了。”当飞机到丰南上空时又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报告。这样，很快锁定了地震中心为唐山-丰南一带。

空中生命线，“救人最要紧”

28日中午，李升堂正在指挥救援飞机在复杂气象里冒雨降落，只见唐山市外事办公室李宝仓急忙跑过来，说有52名来自法国、丹麦和日本的外国友人被从垮塌的唐山宾馆中被救出，有2人已经遇难，余下的50人伤痕累累，有的还生命垂危，请求紧急空运出去。

这难住了李升堂，这是明显违反规定的事：擅自将外国人送上中国的军用飞机，要是被人扣上“里通外国”、“泄露军事机密”的大帽子，那政治风险太大了！

但当李升堂看到这群衣衫褴褛、惊魂未定、劫后余生的人，立即打消了犹豫，大胆决定：把这些国际友人全部都送上飞机！

当晚，这批外国友人就回到了北京。后来，法国、丹麦和日本政府分别致电感谢中国政府：“在唐山大地震中50名外国人被中国人救出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震区”。被救人之一、援建唐山陡河电厂的日本专家片岗登回国后来电感谢说，是中国人的及时抢救，才给他第二次生命。

“当时，你是怎么敢下这个命令的？”记者问李升堂。

“要救别人，就不能考虑自己！”他斩钉截铁地说，“救人最要紧。”

日起降356架次，创下中国民航史奇迹

震后第二天起，唐山机场上空来自祖国各地的飞机骤增，这让李升堂又喜又惊。机坪上所有的人都盼着飞机运来更多的救灾物资、运走更多的伤员，但李升堂和他的同事知道，在没有雷达、没有航行通报、没有地面助航灯光的机场上空，不期而至飞来几架、甚至几十架飞机有多危险！

震后第二天上午就发生了险情：十几架飞机竞相降落，其中一架小型飞机正在下滑，它后面却赶过来一架速度比它快两倍的中型运输机，眼看就要追尾相撞。千钧一发之际，李升堂立刻发出“复飞”命令，小飞机立即加油门拉起，后面大飞机从它下方呼啸掠过。要是慢几秒钟，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机场是唐山唯一对外开通的门户。而机场内到处都堆满了救灾物资，向机场里运送伤员的有汽车、拖拉机、独轮车、担架，甚至有毛驴车在机翼下面穿行，给飞行造成了很大危险。于是，每当一架飞机发出要“滑出”的信号，李升堂和他的同事就迅速跑上前，帮助飞行员清理和避开地面上的障碍物，滑进跑道起飞。虽然引导一架飞机起降只不过几百米，但如果起降200架飞机，那他们每天跑的路程就有上百公里。

更困难的是因为设备被毁、通讯中断，每天的飞机什么时候来，来多少，从哪飞来的，李升堂他们全然不知，就像“聋子”“瞎子”一样。幸亏李升堂既当过飞行员又当过调度员，只能靠眼看耳听。他听空中飞行员报告的声音，就能判断是大型飞机还是中小型飞机；根据飞行员报告的高度，判断飞机是从东面飞过来的，还是从西面飞过来的；根据飞行员报告的距离，心算出到达机场上空的时间……

重病之中的毛泽东主席获悉唐山大震后，十分难过，派时任代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尽快赶到唐山灾区，代表他慰问和帮助灾区人民。

8月4日，中央慰问团的“一级专机”平安降落在唐山机场上。华国锋同志到唐山慰问，带来了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而李升堂立即安排用中央慰问团的“一号专机”，把重伤员空运出去。

经过15个昼夜的鏖战，李升堂他们用最简陋的通讯工具，在设备遭破坏的情况下，指挥来自全国20多个机场的13种飞机，完成了11种飞行任务和3000多架次起降，其中最多一天起降356架次，最短起飞间隔只有26秒，运出了危重伤员2万多人，并将数千吨的救灾物资、食品、急救药品雪中送炭地运进了灾区。

15天里，李升堂没回过家，以至于他妻子起先还以为他在余震中遇难了。

“从救灾飞机上空投下来的烙饼，好多还是热的。”他对记者说，“那时还没有方便面，这烙饼救了唐山多少人的命啊。”

文汇报记者　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