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泰国曼谷，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出席第52届东盟外长会。|视觉中国

近日，首届“东盟妇女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这次会议在第35届东盟峰会闭幕后不久即召开，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举办这次会议的除了东盟下属机构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所（AIPR）外，还有其对话伙伴国澳大利亚。

自去年举办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后，澳正在快速脱离长久以来与东盟若即若离的状态，积极寻求双边合作，近期该国的一系列主动作为引人注目：与东盟201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推出的五年行动计划（2015-2019）即将完成，并将推出下一个更雄心勃勃的五年行动计划；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启动了与东盟一个为期三年的安全合作项目，前面提到的“东盟妇女信仰间对话”就是其中一项工作。

有评论称，澳大利亚正在释放某种“亚洲化”的信号，尽管澳地理上并不属于亚洲，政治文化上也属于西方。果真如此吗？澳积极支持东盟一体化的机制建设，强化东盟“政治-安全支柱”，恐怕并非是“亚洲化”的表现，而是它在动荡的国际形势和变化莫测的美国政策面前日益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某些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

澳在四大安全领域与东盟互有需要

近年来，澳大利亚与东盟各国已在航行安全、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逐步加强了合作。而在东盟层面，据观察，其合作重点将主要围绕海事安全、网络安全、跨国犯罪，以及妇女和平与安全等四大领域。

首先，海事安全是澳大利亚的生命线，而东盟在今年6月第34届峰会上也通过《东盟印太展望》将海事合作列为头等大事。根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东盟的合作框架是“基于规则的规范和价值共同体”，澳大利亚将在这一框架下与东盟合作。

其次，网络安全不仅对高度依赖网络的澳大利亚很重要，也是东盟的弱项。第34届东盟峰会主席声明呼吁各国落实信任措施，协同建立共同的非约束性规范。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能够对接的东盟机构并不多，主要是位于曼谷的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ASCCE）和东盟-日本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中心（AJCCBC）。

第三，跨国犯罪，特别是打击人口贩卖，是双方的传统合作领域。澳主要与东盟打击跨国犯罪高官会议（SOMTC）对接，该机制下设10个独立的工作组，由不同国家自愿分担领导工作。

第四，妇女、和平与安全（WPS）是又一个重点。联合国WPS议程要求签署方保护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妇女和女孩免受暴力侵害，东盟在2017年通过了第一份有关WPS的联合声明，表明其对性别平等的态度。

加速安全合作背后隐藏更深战略调整

表面上，澳大利亚与东盟合作是为了应对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而背后至少还隐藏着两大战略意图。

▲2018年3月17日，澳大利亚悉尼，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召开。澳外长毕晓普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首先是瞄准背后的东盟大市场。过去十年，东盟发展迅猛，经合组织报告称，凭借东盟强劲的国内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该地区经济增长在2018-2022年间将保持5.2%，渣打银行预计，东盟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巨大的投资潜力加上6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无疑有助于澳大利亚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之下分散风险，提振经济。

同时，也有迎合美国“印太战略”之意。作为该战略的核心四国之一，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受到美国利益的牵制。澳去年3月发布“东盟-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合作倡议”，今年3月又出台《外国影响透明法》，都有拉拢东盟遏制中国的意图。

诚然，这种合作也符合东盟利益。东盟在其“印太展望”中提出了要改善互联互通、加快海上合作等，并将2019年定为“可持续发展”年，都旨在加强共同体内部合作并争取外部支持。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项目不仅涵盖了东盟亟待解决的问题领域，也有助于建立区域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东盟没有拒绝的理由。

只是，澳大利亚急于拉拢东盟还存在一些硬伤。

客观上，双边经济关系并不对等，东盟是澳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澳则仅位列东盟第7大贸易伙伴和第5大外资来源地，不论投资或贸易，澳大利亚都比东盟更需要对方。而双方虽然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却在最重要的部门信息共享与协调方面存在很大障碍。

主观上，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澳大利亚经常对东盟国家指手画脚，如干涉柬埔寨党派斗争、指责菲律宾侵犯人权、干涉印尼和马来西亚内政等，与不少国家结下过梁子。

因此，先不论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安全合作能否顺利展开，至少可以肯定，澳急于“北上”反映出了当前在美国发动贸易战导致全球秩序改变，以及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对自身安全与繁荣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作者：周秋君（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王卓一

责任编辑：宋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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