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虎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龙飞虎将军13岁参加红军，21岁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副官。后来，他又担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负责安全警卫工作。毛泽东、周恩来都亲切地称他“老虎”。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都有他不离左右。撤离延安后，毛泽东转战陕北，他也日夜守卫在毛泽东身边。

本文中，龙飞虎之女龙铮讲述了父亲在领袖身边战斗生活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战争年代领袖人物入虎穴如履平地的大智大勇、待战友如亲兄弟的深情厚谊，更感受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陪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

我的父亲龙飞虎是江西永新县人，13岁就参加了红军，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中，父亲胆大心细，机智灵活，练就了一身硬本领。长征中，父亲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长，总是走在红一方面军的最前边，给很多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副主席奉命去西安处理大局。时任政治保卫局兼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选调正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的龙飞虎和邱南章、龙家桂、杨家堡去保卫周副主席，龙飞虎为副官组长。这期间，父亲目睹了周副主席是如何夜以继日地在“主战派”“主和派”以及各种荷枪实弹、形形色色的人之间斡旋的，怎样晓之以理平息“兵变”，挫败亲日派的阴谋。

周副主席眼睛熬红了，嗓音哑了，鼻子常流血，总是和衣而卧，鞋也不脱。但即便如此，他仍以百倍的精神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还抽空给同志们讲为什么不杀蒋介石，什么是“民族大义”“统一战线”，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

▲周恩来

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周副主席多次与宋美龄兄妹会谈，以及12月24日晚上8点周副主席会见蒋介石。父亲与战友吴志坚亲眼见到面色苍白、略显老态（在华清池逃跑时假牙丢失了）的蒋介石对着周副主席流泪，哽咽地说：

“恩来，救命啊！”同时表示接受中共“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建议。

12月25日下午3点多，张学良私送蒋介石回南京。在机场，蒋介石一再表示：答应你们的条件保证实现。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父亲跟随周副主席赶到机场时，飞机己经飞上天，周副主席仰望天际长叹，说：“汉卿草率啊！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仅几个小时后，被释放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就全面推翻了所有的承诺，使刚建立起的西北“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抗日平台破裂了。

回来之后，父亲被调到周副主席身边，开始了紧跟周副主席在国统区十多年的战斗经历。

1940年，周恩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内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总部参谋兼重庆办事处交通科科长，对内是南方局保卫科科长，“周公馆”党总支委员、分支部书记、馆长，后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行政处长，负责内勤、保卫、财务和对外联络工作，并直接负责保卫周副主席的安全。

周副主席到重庆后，住在曾家岩一座小楼里，因是以个人名义租下来的，当时被称为 “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在红岩村建了办公地点。当时，“周公馆”外和红岩村边布满了军警、特务，办事处人员外出全有人跟踪，市内更有便衣、流氓、兵痞、反动右翼分子等捣乱。父亲对保卫工作及环境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对每位警务人员都交代了明确的任务。 父亲还练就一双好眼力，不论特务怎么化装，他都能一眼认出。特务们都知道周恩来身边有个目光犀利的副官，不敢轻举妄动。

周副主席经常工作到很晚，他不休息，父亲就不打一个盹儿。有一次，父亲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熬出了血丝，但始终以极强的耐力和充沛的精神工作着。周副主席说：“你真是一个虎虎生风、压不垮打不倒的老虎呀！”从此，大家便都管我父亲叫“老虎”了。在办事处的10年中，我们的人和车没有一次让国民党特务“盯”死，保卫工作没出过一点儿差错。

毛主席重庆谈判时的贴身护卫

1945年8月国共谈判时，周副主席把父亲推荐给了毛主席，指定父亲和枣园保卫科科长陈龙负责主席重庆谈判时的安全保卫工作，父亲对外，陈龙对内。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在延安机场向送行的军民挥帽告别

每当我们全家人看到重庆谈判时毛主席挥动手中帽子的照片，都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主席手里挥动的帽子是父亲受派在香港、河内、海防接受华侨捐赠物资时，戴了近一年的帽子。这顶帽子原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司机、华侨林琼秀同志的，1939年他送给办事处电台的郭正同志留念。郭正见父亲常随周副主席外出，就把帽子送给了父亲。回到重庆后，父亲又把它送给周副主席。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帽子不合适，周副主席就将这顶帽子送给了毛主席。主席幽默地说：“我可夺人所爱喽！”

重庆谈判时，张治中一开始安排毛主席住在林园美军招待所，毛主席说：“中国人要住中国人的地方。”后来便改住在林园国民政府招待所。开始给毛主席准备的是黄油、面包等西餐，毛主席让父亲改为中餐，说：“中国人还是吃中餐好。”毛主席在林园住了两个晚上，这两夜一天父亲没有合过眼。晚上他就双手持枪，坐在门外警卫。一日清晨，毛主席带着父亲在林中散步，遇见了也只带着一个侍卫官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蒋经国、宋美龄也住在那里），他们礼貌地坐下来谈了一会儿。几十年后，为拍重庆谈判的影视剧，编剧来采访父亲，询问当初两党领袖见面谈了什么，是怎么互相称呼的？父亲摇摇头答道：“我不说。两个当事人当时都没有说，现在四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作古了，他们带走的东西我必然要带走。因为这是党的原则问题，也是人品问题。”

重庆谈判的43天中，父亲除紧随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与蒋介石、张治中等谈判做警卫外，还跟随毛主席会见各国驻重庆大使、各国援华友好人士等数百人，还秘密接见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包括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中的）。毛主席还上门去见何应钦、陈诚、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人士。父亲不明白，主席开导他说：“老虎，我们就是来和蒋介石谈判的，对国民党右派的工作是不能放弃的。”

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国民党单方破坏的。此次谈判，蒋介石再次使出阴招，一面让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和军队，一面密令阎锡山集中近百万精锐部队和50万伪军进犯我解放区。在毛主席安排下，我们在上党战役中取得了歼敌13个师、3.5万人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忙请美国大使赫尔利出面调解，毛泽东主席严词拒绝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不用外人插手。”蒋介石只好又坐回了谈判桌。由于毛主席、周副主席对和平的坚持，使许多人认识了共产党，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立场和对前途的选择。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订，但很快被国民党单方面撕毁。父亲再次见证了蒋介石两面派的“表演”，更见证了毛主席是怎样在虎穴龙潭中处变不惊、坚守原则的：对我军我解放区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毛主席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为安全起见，到重庆两天后，毛主席移至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住，白天在桂园张治中公馆办公。国民党派出一个宪兵排站岗，明为保卫，实是监视。士兵们每天要将毛主席与什么人见面、说了什么，甚至连表情、步伐都要记录下来。毛主席见到这些士兵时，会问他们“叫什么？多大了？参军几年了？家里几口人？”等，还会主动与士兵握手。士兵们说：“做梦也梦不到毛先生会和我握手。”每天上报材料里的话也不那么机械了。

国民政府怕士兵被同化，每天调换一个排，这给了我们做工作的机会。谈判期间正值中秋节，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让父亲给宪兵队的每个人都买了月饼、水果等，士兵们激动地说：“我们的长官很难见到，见到的对我们不是打就是骂。共产党的长官却对我们这么亲切。”毛主席离开重庆时在机场又与每位士兵都握了手，说：“辛苦了，谢谢了。”宪兵排的宪兵激动地说:“毛先生待人真是天下少有！将来的天下是毛先生的。”

父亲也见证了领袖之间的相互关心。在紧张的谈判与会见中，周副主席亲自安排各项事宜，事无巨细。毛主席休息时，周副主席要求大家光着脚走路，他自己也是如此。

在这段重要的时刻，父亲恪尽职守，缜密安排，最长一次七天七夜没正式睡过觉，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任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笑称他的副官们为“二龙一虎”。“二龙”是陈龙、颜太龙，“一虎”就是我的父亲龙飞虎。其实，我父亲是“龙”也是“虎”，主席又称他为“龙虎卫”。

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1946年9月，父亲在重庆和南京等地都被国民党特务视为我方的“特务头子”，在“必杀”名单上。为离开国统区，在周副主席巧妙安排下，他先护送撤离的同志们登机（这些人都要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审査批准〉，在起飞的前一刻，父亲突然窜进机舱，飞机即刻起飞，特务们只能干瞪眼而无计可施。

回到延安后，毛主席便把父亲调到身边，做他的行政秘书。1947年3月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时，父亲是毛主席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昆仑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党委书记，主要负责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

离开延安时，父亲已两天两夜没有休息，所以在吉普车刚开时，父亲有点儿打瞌睡。汽车一颠，差点儿把他颠下去，旁边坐着的毛主席立马把他给揪了回来。主席说：“老虎，你要小心啊，差点儿就掉到车底下去了。”父亲暗暗责备自己：我是来保卫毛主席的，怎么反倒要主席照顾？这样的事以后再没发生过。

父亲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370天，整个中央纵队不足400人（包括炊事员、饲养员），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仅200人；而且很多装备还很落后，一些短枪、长枪还是长征时期的老枪，开枪时要拿石头去砸枪栓，砸下来才能打出一发子弹。沙家店大捷后装备才有了改进。但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部队，牵动着胡宗南的23万大军在陕北的山沟里转圈子，几次与敌人擦肩而过。

父亲深感警卫工作责任重大，心里常会紧张。一次主席在吃面条，父亲在旁边走来走去安排警卫工作。陕北少雨，一走动就扬起一片浮土。毛主席笑着说：“老虎，我在吃面条啊，你不要给我撒胡椒粉哦。”旁边的人都笑了，紧张的氛围得以缓解。

转战期间，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在破窑洞里面点着蜡烛工作。离延安时，主席带的是西北五万分之一、全国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主席经常是在窑洞中一手执蜡烛，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弯着腰查看地图。同志们发现，主席査看哪里的地图，哪里一定打大仗；哪里的蜡烛油滴得多，哪里必有捷报。一次，父亲他们发现临沂、蒙阴、新泰、泰安一线洒满了斑斑点点的蜡烛油，果然，几天后我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泰安，全歼敌整编七十二师，生俘七十二师师长杨文琼等将官……之后，父亲看到小河村毛主席的窑壁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品”字标识，分 别在大别山、山东、豫西伏牛山。父亲激动万分：三足鼎立啊！蒋介石又有“苦头”吃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仍然“指挥”着国民党刘戡、钟松几万人的部队“捉迷藏”，但胜利的期盼早已洋溢在每个人心中，脚步也变得轻快了。8月20日，伴着隆隆的炮声、枪声，毛主席对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大声说“我是毛泽东”，而不是以往说的“李得胜”，同志们心里激动且明白：毛主席说的“要走出去”的大反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离开延安不到10个月，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和西北野战军捷报频传，并开始向南挺进。我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父亲感慨万千：这就是领袖们在小小的窑洞里举着蜡烛呕心沥血的成果啊！

▲本文作者龙铮与父亲、哥哥合影

(本文作者系龙飞虎之女，工作单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

——摘自《炎黄春秋》2020年第十一期

作者：龙铮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