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蒋介石的军事优势，“达到两党平衡”

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料定蒋介石必定要撕破脸，一场生死对决的战争必不可免。尽管内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他仍然希望蒋介石觉悟，不愿意以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说：“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不蚀本，而且赚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让他洗脸……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他又说：“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文武都要兼顾，“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他把这种自卫总结为三条，即：

“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30里，三舍是90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只能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来犯之敌以痛击，才能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武装力量。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第一次提出“自卫战争”的概念，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他要求“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时隔半月后，他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表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坚信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而在战术上又要重视敌人，要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以4倍、5倍、6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意一城一地的丢失，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

从全面内战开始以来，人民解放军不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军队因争夺一城一地，而把战线越拉越长，陷入战不能胜、和亦不能成的局面。蒋介石又故伎重演，想“电约毛泽东来京之研究”，并草拟了电文，一方面把内战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共，说什么“中共驻京代表于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对各项实际问题，均未能与政府为具体确定之解决，致使枝节丛生，纷争不已”，另一方面又邀毛泽东“来京一行”“彼此罄谈，面商一切，庶几披沥肺腑，增加谅解，促成问题之解决”。只是不知何因，这封已经写成的电文，一直没有发出。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彻底关闭了与中共和平谈判的大门，国共关系面临完全破裂的时刻。毛泽东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国大’已开会，除董（必武）及少数人留京外，周（恩来）及其余备人宜即回延（安）。”周恩来于18日回延安，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共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的大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11月18日，毛泽东就此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指示，正是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将“自卫战争”改称“人民解放战争”，并预言蒋介石的前途是灭亡。

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时说，军事上的胜利已经证明，“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打破蒋介石的军事优势，“达到两党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然后“再向长江以南”发展。他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以为现在提此口号尚为时过早，还是仅“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为妥，这工作就是打倒蒋介石。

从“洗脸政策”到“割头政策”

1946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以6个半旅的兵力，从宿迁出发，向新安镇、沭阳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实行穿插合围，楔入敌军结合部的战术，分割围歼，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整编第679师，是为宿北战役。紧接着，又发起鲁南战役，历经18个昼夜的激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26师、第1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51师等。

根据毛泽东的集中统一，以利组织更大规模歼灭战的指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组成华东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1947年2月20至23日，发起莱芜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随后又调头向南，于5月14至16日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时，“忧虑更甚，悲痛之情为近来所未有也。”

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的社论中写道：“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两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蒋介石也是打红了眼，真的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悍然进犯并占领延安。3月13日，胡宗南指挥15个旅，从洛川、宜川向延安进犯，同时，马步芳、马洪逵以25个师，邓宝珊以2个师为策应，由西、北两面出动，而且在西安集中了近百架飞机助战。当时，陕甘宁边区连同晋绥驰援的部队，也不过6个旅2万多人，仅为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且装备差、弹药缺。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向全党解释了为什么要主动撤出延安，指出：

“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同敌人巧妙周旋，为陕甘宁边区部队歼敌有生力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形象地说：“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用“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10倍的敌军从容周旋，拖住了蒋介石的这支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时隔12年，国民党编写的《戡乱战史》也坦承：“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所为，殊为惋惜。”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的一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面对各路军政领导人，他侃侃而谈，第一次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5年内即可解决对蒋介石的斗争，“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备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又说现在战争才开始。”这5年的时间，毛泽东是这样安排的，每年消灭国民党军100个旅，5年消灭500万军队。

战争的进程，几乎就是按照这个时间表走的。到1947年10月初，人民解放军已经歼灭国民党军98个旅，78万人，占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军事形势的变化越来越明朗化，人民解放战争已成不可阻挡之势。10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开发表，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表明对蒋介石再也不是温和的“洗脸政策”，而是采取彻底的“割头政策”，即斩首行动了，对蒋介石的惯技“和平谈判”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了。

中共中央于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还是坚持说：“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他高兴地说：“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在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

”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1948年1月，毛泽东在杨家沟同陈毅谈话时说，去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到来……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时，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到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这个“惧”也包括来自斯大林的压力。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曾经让中共放下武器，融人到国民政府中，不要革命，不要军队。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中共处于明显劣势。现在不一样了，斯大林也改变了态度，他在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时，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他说：

“……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的形势。我们坦率地对他们说，我们认为在中国起义没有什么前途，中国同志应该同蒋介石妥协，参加到蒋介石政府中去，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中国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回到中国后行动却大相径庭。他们集中了自己的力量，组织起军队，而今，我们看到，他们正在攻打蒋介石的军队。现在，就中国的情况看，我们承认我们错了。”

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走向胜利，国民党军队倍受挫败，走向崩溃。在东北，自去年12月中旬冬季攻势以来，到3月结束，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8个师，且有1个师投诚，共计156000余人，攻占了18座城市，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在西北，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取得宜川战役的胜利，“以十一个旅七万人包围胡军精锐部队两个旅（缺一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二万八干人。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由此，“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4月21日，胡宗南不得不灰溜溜的从延安撤退，并受“撤职留任”的处罚。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上，听取了粟裕关于暂不渡江，加入中原作战，打开中原战局的汇报。5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消灭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唯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城南庄会议的重大战略决策，擂响了中原会战的战鼓。6月18至22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接着，又于6月27至7月6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两个战役通常合称为豫东战役是继东北冬季攻势后，歼灭国民党军最多的一次战役。

华东、晋中、中原、华北北部战场，发起强大的夏季攻势。华东战场，全歼整编第12军等部，完全孤立了山东省会济南。同时，苏北兵团在苏北发动攻势，胜利的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晋中战场，发起晋中战役，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中原战场，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华北北部战场，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使河北省会保定陷入孤立。

人民解放军夏季攻势取得“五路大捷”，毛泽东认为丝毫不能松懈麻痹，7月26日，他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段话：“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奋斗，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到1948年7月，国民党军队尚有365万人，解放军兵力总数仅近280万人。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还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人口近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解放区的面积不足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略超过三分之一。孟良崮战役虽然歼灭了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全部美械装备的第74师，可蒋介石还有装备先进的新l军、新6军和第5军、第18军。前两军已在东北战场，后两军已在华东和中原战场。

经过反复较量，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优劣长短，越来越互为转换。人民解放军可以就地消化国民党的俘虏，把他们扩充到解放军中去。解放军的队伍的兵员由此得到补充，越打越多。国民党却做不到，他们的兵员只有减没有增，很少得到补充，只会越打越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所在乎的是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些都是蒋介石做不到的，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失败的命运。

”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8年9月8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地区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是新中国诞生前的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是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国民党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多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步伐。

辽沈战役是最先发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首先选择东北战场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中说：“当时全国备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集中12个主力纵队、1个炮兵纵队和11个独立师，连同地方武装103万人，发起了辽沈战役。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是4个兵团，连同地方保安部队，约有55万人，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连结东北和华北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锦州还是国民党向沈阳和长春空运粮食、弹药等补给物资的基地，是大军从陆路入华北和东北的必经之地。锦州如果一旦解放，沈阳和长春乃至整个东北的解放都是指日可待的了。

毛泽东在2月就已经有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战役发起前，毛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打你们以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只经过31个小时的战斗，就攻克了锦州。在锦州东西两侧的阻援部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打退了来自沈阳和葫芦岛敌军的增援，保障了攻克锦州的胜利。锦州攻克后，长春守敌第60军起义，长春和平解放。到11月2日，沈阳和营口解放。9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这一胜利对蒋介石可是致命一击，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辽沈战役发起前几天，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等的电报中又旧话重提：“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有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得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旅，每月八个旅。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三百个旅以上。济南战役的胜利和锦州的被攻克，使毛泽东把几日前的五年预言，一下子提前了四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的电文中指出：“九月中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提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中国革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公开提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紧接辽沈战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3兵团及华北军区地方部队发起平津战役，华北全境基本解放。其间，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20日，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图谋破产。23日，南京解放，延续22年的国民党统治宣告覆灭。5月27日，上海解放。

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备省进军，至9月底解放大陆大部分国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毛泽东的预言实现了，从这一天往回算至去年的11月11日，是在一年之左，还差1月零10天才为1年。

——摘编自《军事史林》2019年第十一期

作者：张家康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