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

1984年1月24日下午3州许，南巡深圳特区的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听着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汇报工作。

汇报完后，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邓小平掐灭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由邓小平提议而试办的特区，在中央决策层，分歧明显。

这期间，被人戏称“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黄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着走”的改革大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度被认为过于灵活而不适合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工作，应该换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干部。后因胡耀邦等人的联手努力，且难以找到这颗合适的“钉子”，此议才作罢。

打击行动持续了—年多。进入1983年后，又逢清除精神污染，特区气候依然沉闷。

邓小平曾说，他的一大发明是“不争论”，其基本思路就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大胆地试，看结果。特区已经建立三年多了，他要眼见为实。

1984年1月24日，就在到达特区的当天，下午4时50分，邓小平站在了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眺望着以“三五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魔术般生长起来的罗湖新城。

时近黄昏，天台上寒风袭人。邓小平两次挥手挡开陪同人员递过来的大衣，一直伫立远眺。终于，他微笑着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

▲考察结束后，邓小平为深圳题词

回京后，2月24日上午，在景山后街的家中，邓小平同胡耀邦等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一锤定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谈话结束时，邓小平指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

多年后，曾经担任陈云秘书、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在其论文《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中写道：“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别与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别与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如何改革开放。”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顶着政治压力，挺身而出，发言要求让三度被打倒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是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重大冤假错案，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邓小平对陈云也十分倚重。在他的建议下，1979年3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出任主任，李先念出任副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陈云出山后，立刻大刀阔斧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邓小平支持陈云，搁置了被称为“洋跃进”的800亿引进计划。

由于1979、1980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由陈云主导，决定从1981年起，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经济做进一步的调整。邓小平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原有观点，再次对陈云投了信任票，同意把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保四争五。

对于这次调整，一位相关领导多年后称，虽然这跟他自己原来的国民经济“十年倍增”的设想不同，但调整是必要的，性质属于还账和与民休养，效果也是好的，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摘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23期

作者：黄卫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