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南北二陈”，说出名姓来大概无人不晓，那就是江西修水陈寅恪和广东新会陈垣两位史学大师。按理籍隶修水与新会，皆为“南人”也，何来“北”乎？盖此之谓“南北”，乃是因两位大师所任职的学校而言，寅恪先生自1949年起始终执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院系调整，归并于中山大学），而陈垣先生则长期在北京任教，执掌辅仁大学（后归并于北京师范大学）40余年，据称很可能是史上任校长职位最长的一位学者。

爱才惜才，对台静农提携爱护

上海档案馆珍藏的一批近现代名人手札中，有一通陈垣致李润章之函，信中主要是陈向李推荐台静农任《北平志》编纂人之事，从中可见陈垣先生对年轻人的提携爱护之心。

润章先生阁下，日前承委物色《北平志》编纂人，久未有报，为歉，顷台君静农由京北还，对于此等事件最为合适。台君人甚勤静，曾在中法大学授课，文学固所优长，史例亦素有研究。倘能畀以斯职，必可胜任愉快。用特介绍阁下，乞垂察焉，专肃并颂

大安！

弟期陈垣谨上  一月廿六日

▲陈垣致信李叔华，推介台静农。

此函上款的“润章先生”，名李书华，河北昌黎人，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29年，他与李石曾创建成立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任院长，李书华任副院长襄理院务。从成立到1949年的20年间，李书华对该院的建设、组织和发展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平研究院成立后，下属的史学研究所为了保存地方历史文献，第一项工作就是准备编纂《北平志》，陈垣、马衡、顾颉刚等七人为编委会委员。编委会在1930年1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李书华也参加，确定《北平志》的编纂体例、范围内容等，这是一个非常浩繁的系统工程，推荐得力合适的编纂人员也相当关键。毫无疑问，陈垣先生此函应该就是在此背景下而写。尽管《北平志》由于体量过大，后又因抗战事起，研究所颠沛流离，辗转多地，故最后其实并未完成，但在开始的五六年内依然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信中推荐的台静农，安徽霍邱人，早年是北大“未名社”中的主要成员，与鲁迅先生交好。21岁时考取北大国学研究院旁听生资格，后于辅仁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等，供职六年有余。陈垣先生是辅仁之校长，故台静农对其执弟子礼甚恭。由于陈垣这封信未署年款，仅落“一月廿六日”，根据内容云“顷台君静农由京北还”一句来揣度，或可能是在1935年。因为这里之“京”乃指南京，“北”当是指《北平志》的编纂所在地今谓北京也。查《台静农年谱简编》，台静农1934年7月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随后被解送至南京司令部囚禁，后经蔡元培、许寿裳、沈兼士等营救，于1935年1月获释“北还”。台静农被捕之事，陈垣先生也非常关切，其间还专门致书北平宪兵司令部副司令蒋孝先，证明台静农“在校安分守己，未闻有不稳言动，此次被捕，想系冤诬”云云，为台静农开释证明。

当陈垣先生得知台静农刚刚获释“北还”，极需要一份工作收入以解燃眉之急，于是想起以前《北平志》曾物色编纂人员之事，故立马弛函北平研究院实际管事的副院长李书华，推介台静农。尽管此事可能后来并未实现，从台静农的年谱简历上看，他从未到职，然而陈垣先生对年轻人的真诚帮助，以及他爱才惜才之心，足见一斑矣。

独具慧眼，对弟子启功三施援手

陈垣字援庵，光绪六年（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的药材商人之家。因父亲号励耘，故亦以“励耘书屋”自颜其斋，他曾有诗云：“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上世纪90年代我曾于书坊淘到一册《励耘书屋问学记》，书中多为弟子们所写的在陈垣门下求学问道的追忆文章，弟子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应该就是启功先生了。启功当年还是一个中学尚未毕业的青年，经祖父的老世交、藏书家傅增湘先生的引介，拜识了陈垣先生。那时启功生活困难，无力进学，正需一份工作贴补家用，陈垣看了启功投师的文章后非常赏识，就安排他在辅仁大学附中教初一班的国文。

然而好景不长，启功的学历被辅仁附中校长认为不合制度，故教了没两年就被解聘。后陈垣根据启功擅长绘画的特长，又安排他进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结果还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又被再度解聘。启功无奈只能自己卖画求生。如此又过了两年，陈垣力排众议，第三次让启功走进辅仁，这次是招至自己的门下，直接聘启功这位“中学生”教大一国文了。

▲每每念及陈垣先生（右）的知遇之恩，启功（左）都非常感慨。

从启功的事例可见，陈垣看中的是真才而非学历。正是因为他的慧眼和执着，认定启功是一可造之材，然后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最后终于成就了一位大学问家。此后每每念及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启功都非常感慨，他是励耘门下著名的四大弟子之一，师生情谊如同父子。上世纪90年代初，陈垣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启功将自己的书画作品义卖所得160多万港元，全部捐给了北师大，以老师的名义成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来纪念自己的恩师。

《元西域人华化考》奠定了其世界级学者的地位

陈垣幼时“不喜八股，而好泛览”，虽读书广博，文章也做得好，但不合“八股”程式，考举人两次未中，故他的最高“学历”只是“前清廪生”，也就是秀才而已。不过说到科考，在陈垣的身上倒也有过一次“乌龙”事件：那年他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的补试，考前有一位甄姓的同乡请他代考，他想自己反正作文速度快，便应承了下来。考试时他一连写了两篇文章，前一篇遣词造句精心构思，完成后又随便发挥，敷衍了事再成一篇，算作给同乡而写。不料发榜后他傻眼了，为同乡代写的那篇没下多大功夫的文章，意外中举；而自己那篇所谓的精心之作，却不合考官口味，再次落榜！从此他对科举仕进之途心灰意懒，再也不抱兴趣了。

虽然放弃了科考，但陈垣从未放弃过学问，后来成为国内顶尖一流的学者，全凭自学。陈垣12岁时于私塾老师的书架上偶然发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列举了很多书名，下面注着此书是谁所著，有多少卷，哪个刻本最佳等，从此他懂得读书和做学问的门径。其后他又让父亲为他买了《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等书，潜心攻读，为日后之著述打下了坚实之基。

陈垣的学术领域主要在于宗教史、元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等研究。他37岁时，正式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日本的权威杂志《史学杂志》立马做出反应，评论该论文“方法科学、理论正当、材料可靠”，并说陈垣这个人在学术上前途可畏，本来他们并不看好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出了这么一篇文章，他们感到有了压力。

不料还有更大的压力尾随其后。数年之后，陈垣写出了他元史研究上更重要的一部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虽仅八万余字，却被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学界大佬均予以极高的赞誉。这部经典著作出版后，基本也奠定了陈垣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据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寅恪先生与其一同散步时曾说：“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安（即史学大师王国维），其次是陈垣。陈垣学问踏实，德才兼优。”以寅恪先生独立孤傲之秉性，能有如此评价应非虚言也。

▲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虽仅八万余字，却被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

学问之余，对书法也颇有研究

学问之余，陈垣对书法也有很大的研究兴趣。在《台静农往来书信》一书中，就收有他与陈垣先生的十来通书札，其中有数次涉及到书法话题。如1946年1月5日台静农致陈垣的信中，提到了“手谕及承赐寐叟唐卷札先后奉到”，因为台静农极爱明代倪元璐的书法，“喜其高古，借医俗笔”，而沈寐叟恰是写倪元璐黄道周一路的大书家，故陈垣怀着“宝剑赠英雄”之心，成人之美，将自己所藏转赠与台静农了。台静农1948年后去了台湾，于小说家之外，又成为著名学者和书法家，虽缘于他的勤奋和天分，但更与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以及受到陈垣、鲁迅、胡适、陈独秀、沈兼士、马衡等一批大师的熏染不无关系。

至于陈垣的书法，虽无书家之名，但同样佳妙而颇有可观。我们从此两页书札来看，其书法俊逸秀美，瘦硬凝神。大凡经历科考的文人士子，写字都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陈垣的书法，以行楷行书见长，尤其是小行书，介于米芾和董其昌之间，写得行云流水，既疏朗又自然。启功曾撰文回忆说，陈垣先生写信，喜用花笺，他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笔记、小考证等，往往先数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词字数，哪行长，哪行短，写到最后总是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天衣无缝！对于前人书法之喜好，陈垣是“尊帖抑碑”，恰与包世臣、康有为相左。这一点启功受先生的影响似也不小，我们看启功之书或也可知一二。

陈垣也并非偏恶北碑，只是他以为后世的碑版屡经翻刻，往往已失古人之妙，远不如真迹影印之真。如时人写字，好以《淳化阁帖》为宗，而陈垣则认为《淳化阁帖》一类，乃宋人以枣木板摹刻，后世再不断翻版刻印，愈发失真，今人学之，似难以从中窥得古人真谛。据说有一退位的大总统，好临“淳帖”，笔法学包世臣。一次有人拿着他的字来问陈垣写得如何，陈垣笑着说“写得好啊”，人问好在何处？这回陈先生憋不住了，不无幽默地揶揄道：“好到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

作者：管继平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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