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像

忝列大学讲席，总想讲一些自己的话，说一些自己的故事。忽然得着了机会，觉得可以给大家讲一下罗家伦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因为有些文章可以是技术的分析，譬如语言、修辞、结构等，清晰而明了，也符合中文系学生的胃口，但好像缺了点意思。于是我想与其这样子寻常路头走去，还不如来一篇看似简简单单的平铺直叙文，领略藏在文字背后的醇厚情感。

罗家伦文章里有两段话颇能打动读者，这也是这篇文章为人引用最多的地方。第一段话是谈中央大学农学院职员王酉亭等人如何将珍贵的畜牧品种运送至重庆的：

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人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这可以是一篇极为精彩的小说创作素材，个中经历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毫不过分。那时候中国大学的西迁历程亦可由此一窥全豹。我想罗家伦在文章里不滥施抒情，原因在于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他应该擦拭掉眼泪，收拾悲伤的心情，服从全局的安排，将更多的师生以及设备尽速从南京转移到重庆。文章里的克制与平淡，是悲欣交集的复杂样态，毕竟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第二段话是：

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忠勇的将士，抵抗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这是豪气与底气的彰显，一种风度与实力的体现，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每次看到这些地方，心中总会升起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他们曾经真实地生活过，真实地抗争过，慢慢地又被时间掩盖了。但是光芒不可掩，越往后越会被人言说。这实际就是说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责任。这几年来，去各个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看遗存下来的老报纸、老档案，每每触摸到谈彼时大学的文字，都会产生一种好奇与敬佩之感。从他们形态各异的字迹得以窥见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动态。最最感慨的还是他们身上传统读书人修习自身与澄清天下的救世精神。

这篇文章通篇讲的就是一种不灭的精神：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很欣赏何兆武的《上学记》，数年前看过后一直念念不忘。他在西南联大读了七年书，经历了战火与硝烟，人生中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昆明。到了晚年回忆往昔，却是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平静与淡然，血腥、残酷、死亡、党争这些反而不是这位老人记忆最深的地方。我常常偏执地认为，一个人学生时代的回忆，他会用人生里最好的形容词来归纳。何兆武便是如此。他说：“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何兆武给自己的学生生涯写下了一个鲜活的注脚。我想如果把“意义”换成“意思”也可通，完全可以说，他过了有意思的人生。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如果从纯粹事实的角度看过去，也许会发现很多错处。但今天的看过去，还应该把心跟上，将心贴近，感受他们的律动，否则充其量是一个风干的人儿，往往有味同嚼蜡之感。

作者：朱洪涛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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