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美]琼·菲尔泽著，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出版

【导读】十九世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过后，大量华工分流到林场、农场和牧场。经济危机到来时，吃苦耐劳的华人成为替罪羊，遭受种族主义者、欧洲移民的共同打击。排华风暴接踵而至，席卷整个加利福尼亚。《驱逐：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作者经过多番现场踏勘和历史钩沉，将暴民的狂热，美国法律的摇摆，华人商会、华工、华人女性的抗争逐一铺陈开来。为这段历史拉开天窗，或许能让人正视人性中的丑恶，避免或抵制悲剧的重演。

中华总会馆命令华人不服从“狗牌法”

1892年9月19日，中华总会馆各公司的董事长要求美国的11万华人移民发起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全国各地唐人街的墙壁上和窗户上都贴满红色的传单，命令华人不服从新颁布的《吉尔里法》，因为它要求华人居民佩戴一块有身份照的卡片，以证明自己是合法移民。

数以千计的华人响应中华总会馆不服从“狗牌法”的号召，他们可能因此而被立即遣返。这样的抗争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有组织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身份牌的根子在蓄奴制。内战前，黑奴离开农场时，常常被迫携带身份证。自由黑人需要携带证明自由人的证件。如今，太平洋海滨西北部排华几十年后，华人移民面临类似的困境：“为了保护他们留在美国的权利”，华人被迫接受“个人身份证明的有序计划”。

1892年，全国大选临近。加利福尼亚索诺拉县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托马斯·吉尔里利用反华的情绪，起草了一个身份法案，法案很容易就在国会通过了，众议院的表决是178票对43票，参议院的表决是30票对15票。《吉尔里法》限令华人劳工1年内登记，否则立即递解出境。这个身份牌含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用强力胶粘在证件上……照片应该是证件照，标准大小，五官分明，正确显示申请人的正面，从发际到下巴，头部不得小于一英寸半”。

《吉尔里法》触发了两年激烈的抗争，华人反抗限制华人的司法裁决、压迫性的国会立法和暴民的暴力。1892年，哈里森总统刚签署这一法案，中华总会馆就宣告：“除了美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这样对待华人……我们要组织起来，要捐款雇律师打官司。我们要……向我国的使节申诉，请他们帮助我们反抗这样的不义。”

《吉尔里法》不止要求华人佩戴身份牌，而且把《排华法案》延长10年，重申禁止华人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另一个羞辱的条款要求两个白人证明一个华人的移民身份。这是在身份证明上第一部包含种族歧视的联邦法律。

此前曾代表华人的旧金山律师托马斯·里尔丹说道：“《吉尔里法》显然是违宪的……如果一个华人被发现没有身份证，举证他有权留在美国的责任就全落在他本人身上；相反，美国宪法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证明他有罪前，他都是无罪的，证明他有罪是政府的责任。”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辱华漫画：“天哪，我把这可怜的家伙抓起来了，但我有什么办法把他送回中国呢？”

“美国总有一天会为这一切后悔的”

1893年9月8日，南加州的许多华人菜贩和洗衣工没有现身干活。他们叩响白人顾客和饭店的门，要求按账单付钱，然后就不见人了。数百人转到旧金山。

9月10日，中国领事发动了加利福尼亚大罢工。他命令圣博娜迪诺的华人辞工，乘火车去洛杉矶或旧金山。中华总会馆的代表携款来到洛杉矶，准备支持迅速和广泛的大罢工。在整个加州南部，华人的洗衣店关门，饭店和餐馆失去了厨工和清洁工。在洛杉矶，即使法院又签发了300张拘捕证，华人洗衣工、菜贩和厨工的罢工也准时生效了。

第二天，秋收陷入混乱，普通市民拘捕华人的行动遍及南加州，监狱爆满，法院因人身保护案亦爆满而延期开庭。司法部长奥尔尼命令联邦法院执行官停止执行《吉尔里法》。他说，再也没有经费支持该法的执行了。

旧金山《东方华人报》的编辑季沃尔警告美国人，他的同胞“将因这样的侮辱而忌恨难平，就像美国要在你身上挂狗牌一样。华人是人，不是牲口，他们反对在脖子上挂狗牌。他们要上你们的法院打官司、求公道；直到他们发现，公义并不存在；于是，他们将会离开你们的海岸……美国总有一天会为这一切后悔的”。他接着写道：“你们的庄稼无人收割，你们的工厂将要关闭，因为找不到人开收割庄稼的机器，那时，你们将吵吵嚷嚷，要华人回来，那是无法抗拒的。于是，华人将痛快地大笑着回来。也许，你们求他们回来也不容易了。”

在此期间，遣返华人的问题在财政部、联邦法院执行局、地区法院、最高法院、县监狱和国务院之间踢皮球，华人登记的截止日期模糊不清，数以千计的华人大罢工。饭店和餐馆关门，因为它们没有厨工、服务员，甚至没有新鲜食材。

洛杉矶县的葡萄园和果园小镇里，气氛紧张。科尔顿的罐头厂通告，它准备砍工资，华人劳工以罢工响应，只剩下白人劳工干活。9月11日，图莱里及其周边农村的所有华人辞工，乘火车去洛杉矶或旧金山。

《吉尔里法》写入了华商和华工的阶级界线，但华人社区拒绝自我分裂。许多华商主动把华工转变成为合伙人，有时，他们售出一部分小小的股份，以便让华人农工、罐头工和其他厂的工人有资格在美国居住。

此时，中华总会馆鼓励同胞迁移。有些华工去加利福尼亚北部，有些去加拿大或墨西哥，有些去美国南方或东北部，有些回中国。避开太平洋海滨可以保护华人矿工和农工，使围攻和遣返华人成为美国政府更沉重的负担。

▲当时颁发的华人在美国的居住证。

华人居民另一个自我保护的策略是申领空白出生证，在那个时代，空白出生证是很容易得到的。有些华人居民填上一个成人姓名，出生地填旧金山，出生日期则符合申请人的年龄。美国出生证到手后，这个华人可让档案馆提供一个确认的副本，这个文件使他成为一个“土生子”，免予《吉尔里法》的约束。

与此同时，针对基督教传教士的反美暴力再次席卷中国。1900年的义和团期间，大批中国农民站起来反对西方人，攻击北京的外国使馆。历时55天的围困结束时，数十个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传教士死去了。

1905年5月，在中国的20多座城市里，甚至在小城镇里，商人、学生、妇女、儿童、医生、船民甚至乞丐都抵制美国商品和和进口货。这场运动由旅美华人启动，随即席卷全国，讲演、海报甚至风筝都用上了。上海演员演出反美的节目。东南亚、澳洲和拉丁美洲的华人移民捐赠数万美元，抗议美国排华。这场抵制运动是近代中国最早、最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之一，历时仅一年，但表现出对全球的了解，对美国围攻华人的愤怒，揭示了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的华人逐渐形成的跨国共同体。

中华总会馆认输：“我们劝告所有的劳工遵守这一法律”

对合法移民而言，身份登记的最后机会是1894年4月3日。数千人等候着中华总会馆的指示——登记并携带有照片的身份卡，抑或是不理睬那部新法。最后，到1月20日，虽然没有华人十分熟悉的官印和签名，中华总会馆的通告贴上了唐人街的墙壁。通告指示，所有的华人一定要根据《吉尔里法》去登记，并携带居住证。华人劳工还必须能证明，他是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前进入美国的。通告结尾是一句认输的话：“我们劝告所有的劳工遵守这一法律。”

在万般不愿的情况下，从圣迭戈到西雅图的数千华人开始登记。1894年春，杨儒大使和中华总会馆继续在唐人街张贴通告，命令华人劳工登记。杨大使说服中华总会馆，不要用华人劳工的司法地位去损害新的贸易条约，因为该条约对在美华商相当有利。

令人吃惊的是，如果不算审理案子和遣返的费用，5万美元办理华人登记的拨款已经足够。美国政府颇为骄傲地宣布，华人“普遍顺从”《吉尔里法》和麦克雷里的修正案。

由于《排华法案》的实施，经过反复的围攻、暴力和遣返，以及因沮丧而自愿回国，美国西部的华人人口戏剧性地减少了。19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华裔美国人口失去了37%。从1890年到1900年，美国华人人口从107，000人下降到9万人，失去了16%。

到强迫登记时，曾遭遇野蛮暴力的华人移民反而觉得，遣返就像是免费回家，有些华人欢迎被遣返：“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佬看上去千人一面，狡猾的天朝子民能售出多余的登记证，卖价不菲……这些证书卖给想要回家的人。他们把登记证放在口袋里，人并不注册。没有登记证就能免费回国……他们想返回美国时，登记证使他们能再入境。”

登记截止日期到达时，中华总会馆要求了解，不登记的人会有什么遭遇。等待遣返的华人在哪里“关”、哪里吃、哪里有人照顾？为了抗拒《吉尔里法》，中华总会馆筹集了十多万美元打官司、搞宣传，得到的收获仅仅是6个月的延长期。

有司法裁决和国会授权的保驾护航，对华人居民的围攻络绎不绝。1894年5月，加州弗雷斯诺县的德·里奥·雷伊葡萄园用华人劳工接替白人劳工；不出几天，华工在床下发现炸弹，被迫逃亡，没有人因此而被捕。同一个星期，距此以北150英里的地方，一百多名“产业军”（仿畅销小说《回眸》里的一个名字命名，该书描绘一个全白人的乌托邦）暴民袭击了普莱森顿和瓦卡谷的果园，他们要求所有的农场主炒掉华人和日本人。暴民劫掠棚屋，殴打亚裔工人，抓捕尽可能多的人。民团还抢掠了旧金山华人公司刚刚收购的一家杏园场。暴民气焰嚣张，沿途搜罗新成员，肆无忌惮地枪击田间劳作的华人和日本人。

凭借武器、法律和法院，赶走华人的力量发展壮大了。

1902年，《排华法案》更新，华人移民的合法大门砰然关闭，又紧闭了40年。到1904年，携带合法身份证返回美国的华人，有20%不准予登陆。

华人合法移居予美国的时期结束了。

作者：琼·菲尔泽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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