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作者夫妇去孙犁寓所拜访时与孙犁的合影。

《铁木前传》扉页上孙犁的名章和他最喜欢的藏书票。

《老荒集》上孙犁的题签。

■侯 军

上个月接到天津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的来信，随信寄来一本海燕出版社新版《书衣文录》。刘先生在信中说，“今年是纪念孙犁逝世十五周年，我又编了一次《书衣文录》。不敢说全了，我想再有也不会多了。”

刘先生已年逾八旬，多年来苦心孤诣，辛勤搜求孙犁先生散落各处的佚文，已为孙犁先生编了几十本书。前些年，他曾找我征集过孙犁先生写给我的几封信，并编入了新版的《芸斋书简》。

这本新出的《书衣文录》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牛皮纸封面是空白的。刘先生在信中说：“这本书的书名要自己写。”再翻开扉页，用仿真度极高的蓝墨水印着两个钢笔手迹“孙犁”——显然，这是为那些酷爱孙犁“签名本”的书迷们特意设计的。

由这个印上签名的“签名本”，我不由得想到我与孙犁先生的多次交往，想到我有幸得到先生诸多“签名本”的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水，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

1984年，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当时副刊上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就草拟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打算寄给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对《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和提纲是托文艺部编辑张金池转交的，老张也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一听说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了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批评孙犁先生啊！我听罢暗暗后悔，生怕自己的冒失会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到文艺部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此后，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吧，报社准备开展有关孙犁的专题研究，分配给我一个课题，就是结合新发现的孙犁早期著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写一篇研究孙犁新闻思想的论文。我把孙老的原作仔细地校读了两遍，同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在动笔之前，我照例给孙老写了一封信，请教几个疑点问题。当天下午，孙犁先生就给我写了回信，而且是用毛笔竖写的，书法秀润清新，一共写了四张稿纸，回答了七个问题。我把握不准的疑点全都迎刃而解了。

我把那篇论文的题目定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我写得很用心，力求做到考证精审、立论有据，洋洋万余言刊发在《新闻史料》上。孙犁先生看到这篇论文后，当即给我写来一信：“昨日见到《新闻史料》，当即拜读大作论文。我以为写得很好。主要印象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衷心感谢！”这封信后来刊登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许多朋友读了以后对我说，孙老从不轻易表扬人，可这封信里却写了这么多夸奖的话，可见老人家是真的开心。

1992年冬，我决定南下深圳，临行前想向孙老知会一声。我请孙老的女儿孙晓玲帮我联系好时间，依时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消瘦了很多，满面病容。我对孙老说：“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也不敢来打扰，可是没想到您瘦成这样了。您应该早点去医院看一看呀！”

“我不去医院，”孙老口气异常坚定，“我生病从来都是自己扛过去的。”

我知道劝说是徒劳的，正想说南下的事情，孙老却先发一问：“侯军啊，最近怎么没见你写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说话间，孙老拿出一本新出的《芸斋小说》题赠给我。而我却最终也没敢把即将远行的决定当面告诉他。

我南下深圳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随后动了大手术，胃切除了二分之一。这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跑去看望孙犁先生。

像往常一样，依然是孙老本人前来开门的。只见他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虽说是大病初愈，走路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落座之后，孙老笑道：“你今天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现在又能写点文章了。”

那次见面，孙老谈兴很浓，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浮躁风气。孙老说：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整天烦躁不安。在这种心态下，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不过，我现在似乎也感到我所恪守的“寂寞为文”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

那次畅谈中，我把自己新出的艺术评论集《东方既白》送给孙老指正。孙老则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名留念。如今，这些签名本已成为我书房里不可替代的“镇宅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