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两只蝴蝶》一诗算起，新诗迄今整整走过了百年路程。新诗的成就与不足，文学史家多有评述。百年来，新诗诗坛先后也曾涌现过一些颇有建树的诗人，并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作出了载诸文学史册的贡献。

在客观论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不应讳言它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众所周知，新诗的首创者们几乎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他们在创作新诗时自觉不自觉地因袭了外国诗人的创作风格，与当时的译诗走的是一条路子，在行文和结构上并无独创。诗歌评论家谢冕说过：“新诗起始是‘以夷为师’，极而言之，是‘用中文写外国诗’。”作家施蛰存曾尖锐指出：“新诗源自西洋，与我国传统无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诗的首创者也为其创作路子感到困惑：究竟如何让新诗创作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呢？写出轰动一时的新诗《女神》的郭沫若生前也曾叹言：“新诗太散文化了。”

正是有鉴于此，一些作家和对诗歌深有研究者对新诗创作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如鲁迅先生曾提议：“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毛泽东同志则十分看重民歌，他认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些卓有见地的设想，现在看来与当今新诗创作是渐行渐远了。放眼今日白话诗坛，作者几乎都在效仿外国诗歌进行创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趋繁盛，外国诗人的作品（译诗）大量涌入，对年轻一代诗歌作者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难怪“农民诗人”余秀华一夜爆红之后，立马就有人盛赞她是“中国的艾丽斯·狄金森”！

从事诗歌创作者想必都知道，诗歌比起其他文学体裁来，同母语关联更为紧密，西诗汉译难度甚大，加之译者汉语水平参差不齐，译诗与原作往往面貌各异，甚而至于神离。有人曾举出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小诗《生与死》为例，该诗至少有八个中文译本，其韵律、句式、意蕴皆大相径庭。孙梁译为“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爝火熄兮羽化而归天”；刘元的译文是“吾已暖双手，向此生之火；此焰日衰微，吾今归亦安”；杨绛则译为“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以上译文虽内涵相近，而面目迥异。新诗倘若一味奉行译诗为范本，那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而今相当数量的新诗作品中，不讲汉语语法，不讲形式逻辑，不讲音韵动听，让人读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随便一句话，劈成几行，或撇几道斜杠，一首‘自由诗’就出锅了。”（朱绩崧《生活向诗多走近几步》）另有一篇题为《只有白话没有诗是当代诗之悲哀》的文章（作者费碟），揭示“当下有许多‘诗人’却在所谓欧化自由化的创作中，渐渐地偏离了诗的艺术特性，将现代诗歌变成了只有白话没有诗性、只有自由没有诗艺、只有模仿没有根基。”

然而，不无遗憾地看到，当今有些诗人却孤芳自赏，对读者的呼声充耳不闻，甚至反唇相驳，说诗歌原本就是“小众艺术”，并不期求大众去广泛传诵的。有的诗人阐述所谓“诗的本质”，认为“越是个人的，越是私密化的东西，就可能越是诗”，实则宣称诗歌是象牙塔里的“珍奇”，与草民大众无涉，这岂不是自外于社会生活，自外于读者群众吗？彝族诗人古狄马加说得好： “ 一个置身于时代并敢于搏击生活激流的诗人，不能不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诗人个体声音的背后，我们应该听到的是群体和声的回响。”我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尚且“唯歌生民病”、情系百姓心，并且力求诗作朴实平易、老妪能解，难道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要让诗歌仳离现实，背离大众么！

近些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就是人们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勃兴，一些地方还自发成立了诗社，集创作和研讨于一体。电视台近期纷纷举办诗词竞答节目，吸引了众多年轻学子参与其间。行笔至此，不禁联想起一件旧闻：提出新诗“三美”（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主张的闻一多曾一度对新诗的创作路子进行过探索，终因普及难度大而中辍，无奈之下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唐贤读破三千卷，勒马回缰作旧诗。”实际上，这也并非个例，一些老一辈作家，乃至后起的诗人中也都有“勒马回缰作旧诗”的。正如诗人胡晓军所说：“前钟新诗，后为旧诗，当今诗人许多如此。”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得出结论：新诗没有前途。新诗欧化，也是一种前途。倘若能改弦易辙，沿着先贤指出的路径走下去，可以肯定，新诗还是会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和广泛传诵的。

瞻望诗坛未来，或许是新诗和旧体诗词（涵格律不严、仍有音韵的诗词）共存并进的时代。近期，有位诗人提出“新复古现代诗”的概念，对新诗革新的尝试是理应予以鼓励的。笔者有些趋向保守，对新诗革新不甚乐观。新诗很可能还是会沿着欧化的路子向前走，甚至连当代一些已逝著名诗人（如公刘、郭小川、闻捷等人）的创作风格，也不太会有人承继其衣钵了。这也许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