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范先生于2022年9月2日晚在沪去世，享年88岁。本文刊1998年6月24日文汇报·笔会

我是专门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这是介于音乐和翻译之间的一个门类，或者说，这是兼容音乐和翻译的一个特殊的门类。因此，所接触的问题既属于音乐领域，也属于翻译的领域。

我举几个真实的事例来说明我想要谈的问题：

第一个事例：4年前，也就是1994年，我去北京为中央乐团合唱团策划了一台(前)苏联歌曲音乐会。音乐会在三个月内连演了27场，至今还在上演，现已经满50场。观众人数将近10万人次。1996年，我和中央乐团合唱团再度合作，策划了一台世界电影经典歌曲音乐会。接着其他团体也纷纷推出类似的各种外国翻译歌曲音乐会。据我所知，哈尔滨、武汉、杭州、昆明、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在94年以后都举办过(前)苏联歌曲音乐会和其他外国翻译歌曲音乐会。无论在苏联歌曲联谊会上，还是在我签名售书时，无论在音乐会前后，还是在来信来电中，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都提到了那些翻译歌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并且说，“我就是唱这些歌长大的”。有一位来信:“那些歌给我们整整一代人留下的不仅是音乐，那是我们青春岁月对未来的憧憬”。我想，这个例子最能说明翻译工作所起的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二个事例：1988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节，开幕式的晚会上有一组外国歌曲的大联唱：俄罗斯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加拿大的《红河谷》、美国的《美丽的梦神》、英国的《友谊地久天长》、日本的《海滨之歌》、波兰的《小杜鹃》、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等等，都是50年代翻译传唱的，也就是说，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老歌。虽说好的音乐是超越时空的，但整台晚会居然没有一首新歌，而电视节播出则都是80—90年代的新电视片。旧歌与新片形成太强烈的反差。为什么不演唱几首新歌呢?主办者回答说：“因为没有新歌的资料。”

第三个事例：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五国首脑在上海签订边境协定，上海文化局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的歌曲和音乐，以供在迎宾晚会上演奏演唱用。我回答说:“没有”。又问：“谁那儿可能有？”我说：“我这儿没有，估计别的地方也不会有。”

从上述的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外国翻译歌曲在中国受到极大的欢迎，并且对几代人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现在却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处境。

50年代，相对来说，我国处于一个比较闭塞的状态，但我们还是在唱苏联歌曲、东欧歌曲、亚非拉歌曲，虽然对美国流行歌曲一无所知，但是至少知道福斯特。而现在改革开放，敞开了国门，是所谓的“信息爆炸”时代，多元化的时代，更为宽松的时代，可我们除了熟悉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国和日本的流行音乐之外，却不知道现在保加利亚人和波兰人在唱什么，澳大利亚人和泰国人在唱什么，埃及人、墨西哥人又在唱什么。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歌曲作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好歌更是源源不绝。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歌曲翻译介绍过来，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事业，拓宽我们的艺术视野，提高我们的鉴赏品位，同时也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歌曲是最能贴近人民生活、最能影响人们感情和情绪的一种文艺样式。当我们今天重建精神家园，请千万别忘了外国歌曲翻译介绍这块一度繁荣、如今面临荒芜的园地！这个问题应该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当作一项“工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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