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昨天在沪开幕的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浦东分会场——张江科学会堂。它位于上海科创CBD入口处，北望“张江药谷”，西近张江人工智能岛，东、南比邻在建的是以“张江科学之门”为代表的城市副中心建筑群。袁婧 摄

用零花钱买的第一本书

我家并不大，但书柜却实实足足占有了两面墙。其他床头书桌上，还堆了不少书。有一天，算是饭后休息，把这些所谓的自家“藏书”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没来由对自己突发一问：这些书里，当时用零花钱买的第一本，到底是哪一本呢？

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困难。我从初中时开始购书，第一次用省下的零花钱买下的第一本书是花城版《郁达夫文集》的第三册——当时陆续出版的这一套文集的第一、二册小说卷已售完，后来想补购也一直未遂。直到去年，闲逛到福州路古籍书店旁边重修新开的古旧书店，猛然发现有花城版的那两册小说，虽是旧版，却像新书一样，而且不多不少，恰好正是这第一、第二两册。如果是整一套，估计店家绝不会拆解开来单卖两册给我的。于是，也顾不上讨价还价了，付完了钱便高兴地拿在手里走出店门，好像是特意为我准备的。

用零花钱一开手买书，便有点一发不可收，越买越多。几十年下来，这购书的癖好，是只见其长，不见任何衰减。不过近些年来，新出版的纸质书籍买得少了。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略有了些年岁，人趋于“老派”，对于新书新内容的好奇心并不太强，至于老书新版，总觉得书籍的设计风格上还不如旧版的大方。此外，手机、iPad用得多了，其中同样建了好几个“电子图书馆”，规模比家中的书柜大得多，读内容、查找资料，当然电子设备更为便利。

我自小住在祖父母家里。祖父是翻译家，动荡时期毁了他不少书，后来发还一部分，他又添购了很多很多新书。我所买的也就与祖父的书混放在一处。记得我第一次买了书，还不好意思拿出来，偷偷地放在属于我的一只抽屉的密密的纸堆下。后来不知怎么被祖父发现了。他翻了翻，看得出郁达夫的作品他是很熟悉的。他问我哪里有钱买下这一本书。我如实相告，是省下了每天中午从向明中学坐车回家吃饭的车钱，情愿来回快快地步行，才攒够了买书的钱。祖父拿出了皮夹，看了看书背面的定价（当时那册文集的定价是一元五角整），把书钱给了我。另外又给了我五元钱，说：“以后看到中意的书，就买下来。”

在中学的时候，什么书在家里书架、书柜的哪一个位置，在前排还是后排，脑子里是一清二楚，完全用不到编目或者备一个藏书录之类的东西。但是自从自己有了家，家里有了连排的书橱，虽然书在架子上排得很整齐，也很精神，但这一“大队人马”的“人头”“队列”，在我的脑子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想都不用想，手到即是。现在有时候为了找一本书，爬上蹲下，寻前觅后，有得一番好找。这倒也不全怪我的记忆力不如以前了——书越来越多是其一，除了自己几乎每个月都要买回四五本书，祖父故世后他的大部分藏书也都到了我这里，当时的“队列”完全打乱，留存的记忆派不上用处了。此外，我也不像从前那样勤快地整理书籍了，每有新书买回家，还是夫人代劳帮着插架的时候居多，这样印象当然不深。

总想着为自己的书编一个藏书录之类的东西，同时趁这个机会好好把它们重新分分类，排排队，以后用书也方便。说得好听是“忙”，没有空余的时间，这一件事拖了好多年一直没有下决心来做。只是有一年，正好从图书馆借来一册孙犁先生的《书衣文录》，他的这一种书录体倒正好为我借来使用。于是抽一个手头无事、当时尚是孩提的小儿又在熟睡的下午，动手把这一部“李氏藏书录”开了一个“序篇”。接下来打算一边整理书架，一边编书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地为每一本书写一点书录，每天晚上都做一点，一直坚持到做完。

如今把那个“序篇”好不容易找寻出来一看，上面记着：“二〇〇二年九月二日午后。时正值‘秋老虎’闷热天气，但眼望历年积存的藏书，心静而凉。”算一算，已是整整二十年之前了，现在儿子都快大学本科毕业了。而那个“自家藏书录”里面，却只有不足二十本书的“书衣文录”，实在自己也感到惭愧。如果说稍稍能够感到安慰一点的，那就是如今把这不多的几篇“书衣文”拿出来重读一下，还觉得它们至今仍是自己的那些意思和感想。那就姑且如此，慢慢来，不着急。

胡乱啃读《哥德尔》

西南联大的一批高材生，毕业后赴欧美留学，并且留在海外的，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或者六七十年代，不少都在学术界露出头角，并在前沿领域做出了足以传世的成绩。其中有杨振宁先生在理论物理学界，也有王浩先生在数理逻辑、元数学哲学以及后来的计算机理论或如今称之为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王浩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一位是有趣、古怪却又一往情深的中国现代逻辑学开山大师金岳霖先生；一位是王宪钧先生，那也是中国西采数理逻辑学理精华的那一批“老将”之一，是欧美逻辑大师哥德尔唯一的学堂里“登堂”的中国弟子。王浩先生后来与哥德尔大师亲近，定期与之当面或电话长谈，成为哥德尔哲学思想的一个“嘱托人”，从王先生这一面来说，尊敬老一辈的大师当然无异于执“弟子礼”，但毕竟已是同行之间的切磋了。不过，哥德尔与王宪钧先生的师生关系，王宪钧先生与王浩先生的师生关系，最后哥德尔与王浩先生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缘分不可谓不大。所以，王浩先生撮述哥德尔思想的《哥徳尔》论传，当时在书店看到，便买了一册，是上海世纪版的翻译本。

不过，买来了粗略翻读了几页，就一直搁在那里没有动过。现在回想起来，估计也不会是因为内容有关数理逻辑，离自己熟悉的领域较为遥远，怕读不明白便有了畏难的心思——迄今为止我的“私人阅读史”，最大的特点也许就是一种不怕“读不懂”的勇气了。说是勇气，其实也只是“蛮勇”罢了。当年的读书时代，看黑格尔或者海德格尔等名家的那些大作，初上手哪里懂得许多，简直如睹“天书”，但却依然胡乱啃读，即便一字一句都不懂不明白，还是继续看下去，能懂多少即懂多少，能怎么懂即怎么懂，自己以为懂什么即懂什么。好在读这些书，亦不是学校的功课，不用对着一份“试卷”琢磨“已定的标准答案”，以讨取换得“功名”的分数也。如今，犬子正读大学，对于他父亲的这一份“蛮勇”，还是颇能够理解的，甚至还有点鼓励，因为如果完全没有了这一点“蛮勇”，遇到好像“不懂”的便都转身或远离，那便永远没有机会来接触，其他的也就根本谈不上，而自己能够接触的，都是已经懂得、看了等于不看、读了等于不读的东西，那么只能自欺欺人，堕入所谓“愉悦学习”之一途。但是别一面，他也有一点儿保留，总觉得勇气固然可嘉，但那个“蛮气”却有修炼的余地，可以尽量地在“入门”及“登堂入室”的过程中，慢慢地能得一分修养便增加一分，则更是理想了。这一点我当然虚心接受，能够弄得更通一些固然是更好，不过，不怕“不懂”却还是有保持的必要。

这一次，偶然又在自家书架上看到了这一册王浩先生的《哥德尔》，想想当时买来随手翻读而得的印象，已经完全不留存了，如同一本新书一样，内容又是对于自己似乎“不着边际”的数理逻辑，便又起了一点“反其道而行之”的以“不懂”为乐的“蛮勇”，用了一二个月，断断续续又把这一册书通读了一遍。那些逻辑学的专门学问，于本人当然是“隔教”，至今依然还是不懂，但对于王浩先生笔下的哥德尔，却不知怎么地总感觉有点儿亲近，他的那些思想由我自己的理解说来，对于如今的人类和世界，总不失为一种提醒。哥德尔年轻时候，作为学生辈入了当时逻辑和哲学界有名的维也纳小组。这个小组的主持者有石里克和卡尔纳普这样的大师级的师辈的学者。而哥德尔在这样的环境里，既是尊重并且吸取师长的思想的精华，同时也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思索。卡尔纳普曾经提出一观点，认数学似人类语言之语法，无非一种“约定”。其实，类似的想法，远溯西洋文艺复兴期，已有维柯等异类的思想家道出一二，比如“数学只是人类的发明，而非发现”。不过，哥德尔对于此种说法，虽然能够体认其中“形式系统”之建构的意味，但是却不能完全认同这只是人类由自己“约定”而成的“知识建筑物”。他认为在形式系统中总有非形式系统所能完全涵盖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由“直观”带入形式系统，却难以由形式系统来形式化，他把这个称之为“实在主义”。这样，哥德尔便与他之前的罗素及维特根斯坦等辈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也与希尔伯特等“颇具雄心”、一心想把数学发展成自我完足的独立王国的数学巨匠有了区别，而后世那些所谓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与哥德尔相比，便更是等而下之。

人类最为可怕的前途，其实是两点：一是所谓“物化”，即人类自己手造的属人的东西，却反而被视为外在的所谓“客观规律”，倒过来强加在自己身上，人类自己“奴役”自己，役人自役，役人者同时也是自役者；一是绝对的唯名论、唯心论，一切都视为人心构造，在虚拟的心造王国里无边界、无穷尽地“膨胀”。而究其实，上述的两点又合二而一，是一回事。哥德尔的贡献是，在形式系统中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这给人类形式化的形式系统多少划定了一点边界，让人明白“止其所止”，不可穷尽，亦即有所穷尽也。这让希尔伯特这样的巨匠“膨胀”的雄心有所敛束。但哥德尔还有别一面的贡献，认为人类永远可以在“实在主义”中通过“直观和直觉”引入构成高一级形式系统的新东西，建立新公理系统，则原有形式系统中不可定义、不可证明的东西，在新系统中即可涵盖，如此推进以至无穷。

哥德尔的思想，非悲观主义，亦非乐观主义，它让人随时知道该止步的地方，而这止步却又非停下不走或者反而是却步了，而是有继续走的方向和路途，但心里又无时无处不知道“边界、范围及条件”是什么。这大概是人类唯一能够长久依靠的一种原则吧。如今不少人都推哥德尔为人工智能的先驱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哥德尔对于从莱布尼茨开始，而康德，而罗素，直到冯诺依曼、图灵等人工智能的“前史”和“原始史”这一路，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哥德尔思想的深切与人的气味，是后世所谓的“人工智能”之学所不可比较的，两者高低程度可说是有天渊之别。哥德尔曾经试着回答“心与机器”这个问题，在他眼里，机器至多只是人的那个形式系统，其不完全性定理永远提示着其边界与条件和范围。而人的心，不是机器，也不是物质，甚至也并非仅仅是生物性，而可以永远寻找新的公理系统的可能性，这又是人的伟大处。这样的思想，与法哲帕斯卡的“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之名言相通，也与爱因斯坦之“人之理论既是人之建构亦是不断之物我相合共进”的说法相接，总之是对于人类前途中最为可怕的物化与唯我之两歧点有所警惕，知所趋避，则是人之大幸。怪不得爱因斯坦晚年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步行回家，常常会约哥德尔一同边聊边走。这样互通的意趣与共识，总是难得的吧。

普希金与《黑桃皇后》

鲁迅先生早年用文言所作几大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一篇中，便有论普希金（鲁迅当时译作普式庚）的一大段，议论通达，顾及前人与当世，不以几条简单的“杠杠”通论一切。其中云：

普式庚（A.Pushkin）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于墨斯科，幼即为诗，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而普式庚诗多讽喻，人即借而挤之，将流鲜卑，有数耆宿力为之辩，始获免，谪居南方。其时始读裴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厥后外缘转变，诗人之性格亦移，于是渐离裴伦，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特就普式庚个人论之，则其对于裴伦，仅摹外状，迨放浪之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故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

鲁迅先生这一段文字，要言不烦，片言只语，却是切中肯綮，把普氏一生的起伏转折，他的多个侧面的复杂性，从头至尾勾勒了一遍，作为一种原初的介绍文字，能有如此的识见与不溢美、不避讳的作风，实在可谓难得。不过，先生此篇早年宏文，虽是名声传颂，大家似乎耳熟能详，但真正对之细绎深探、精心钩索与体会的人，也并不是太多。

至于《黑桃皇后》，一般论者只是赞叹其对于一赌性不可救药的赌徒之极端心理与行为描摹的周至，再加上一点传奇文风格的异趣，在小说情节上也更是引人入胜。如果再作引申，则延及人性之贪欲与当时俄国社会初露的新兴阶层不顾一切的冒险性。这些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于小说整个的意蕴，却总是涵盖不了，完全难以穷尽。

我所注意的，是小说临近结末的地方有一处曰：“赫尔曼拿出一张牌，押在桌上，把一叠支票放在纸牌上。这简直像一场决斗。赌场上鸦雀无声。”这“决斗”两字，无论如何总会联想到普希金本人生平的结局：“及晚年，与和阑公使子覃提斯迕，终于决斗被击中腹，越二日而逝，时为千八百三十七年”（鲁迅《摩罗诗力说》）。

普氏可贵的人生，终结却是陷于决斗，当然是被逼的无奈，但实在也是其天性或说血性中有那一种奋而决斗的冲动和冒险。而小说此处一个无意中的比喻，却是道出了豪赌与决斗的那一种狂魔的相通处。在普氏的传记或传论中，不见其有嗜赌的记载，与俄另一小说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既嗜赌而又写出《赌徒》名篇的事迹，绝不相同。但普氏陷于决斗却是事实，因了决斗与豪赌的相通性，他对于赌博内里的那一种决绝的魔性，就不能说是完全相外而不可体会的。

因此，这篇《黑桃皇后》，对于普希金应该不是简单的只是“冷眼”批判的作品。如果不说其中有他自己的“影子”，那么至少至少，其中的那一位赌徒赫尔曼，那一位让人一直相信有独得赌牌秘笈的老伯爵夫人以及她的那一位熟悉于众人却不为众人所看重、只能凭靠着幻想度日的养女，都应该是普希金自己生活里看熟了的人物，他们的心思和情绪，他或许都能够理解，有些甚至能够感同身受，觉得如果处在一定的环境里自己身上或者也会有。他在小说里时时想用峻刻的笔触来不动感情地冷冷刻画一番，却常常狠不下心来，难以把自己拉到足够远的距离，无意中又透露出一点谅解的暖意。这或者即是普希金的伟大处，亦是《黑桃皇后》历来打动人、却又让人无从捉摸的一点潜在的玄奥。

这一篇小说似乎很难归类，现实的、浪漫的、传奇的，都有点像，却也不完全是。或者现实里有这样的一点魔性，而魔性却总免不了有一点魔幻的性质，即使只是感觉上如此而已。不过，这里的幻并非空幻，却也并非即是凿实了。小说起头，赫尔曼看上去只是赌桌前的一位“冷静”旁观者，从不出手却能静静地在桌边从头陪看到结束，而其实，他的内心却是这一桌人里最为狂热的，只是因为出身是德国人而谨守“不轻易失去手里已有的”这一个训条而克制住自己赌性的冲动。那么，那时的那张赌桌，对于他只是幻，而在这幻中却也着实映现了他实在的狂魔。老伯爵夫人的那些“制胜秘笈”的传闻故事亦是幻，都只传在大家的口头，而这幻中却也着实映现了当时社会的实况。至于那一位富于幻想的养女，更是在那个幻中映现了“热闹场”中边缘人物实在的心理与热切的期望，甚至在热切中也有了一点冒险性，与赌场和决斗场里的那种气质与底色，不能说绝无相通的地方。

后赫尔曼夜潜老夫人卧室逼问其秘笈不得，拔出手枪惊死了老人，潜还自家居处恍惚中觉得老人登门告知了秘笈，却加了一层条件：一昼夜只可用一次，而且要与其养女结婚。赫尔曼暗怀恍惚中所得的秘笈，连日豪赌不知止，前两次都顺利得手，大喜若狂，第三次口中道出正确的牌点，手上却误取了那一张“黑桃皇后”，恰合俄谚“黑桃皇后、大祸临头”之所谓也。所有这些都有点“幻”的意味，但在幻的恍惚中，却也传达出了人生可依循、可实现的“秘密”，同样也在幻的恍惚中，人生的过度、误失、灾祸与狂魔，也真实地在酝酿并降临。人生似幻，亦是真。这或者便是普希金想要借这个故事传达的一点真情实感吧。

[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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