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

知道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最早是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先祖父虽已入晚年，但在最后的几场大病之前，精力还比较充沛，能够自己时不时地去福州路的几家上海最主要的书店去走走看看。一次大约是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寅恪先生的文集，历经浩劫，终于要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先祖父便兴冲冲地专程跑去福州路的古籍书店，买回了文集中率先出版的首册——《寒柳堂集》。

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却已养成了乱翻书的习惯——这到底是一个好习惯，还是坏毛病，直到如今自己依然弄不明白，也只能由它去了。记得先祖父那时在自己睡觉的床靠墙的边沿，放了一排随时可以取阅的书籍。《寒柳堂集》刚买回来的时候，便放在这一排书籍里。上海古籍版的那一套书的封面，实在做得好，蓝色叶纹的底子，看着十分悦目。我便忍耐不住那个乱翻的习惯，趁着先祖父阅读的间暇，便拿过来看。

寅恪先生的文章，对于中学生的我当然是距离相隔得较远，当时只留下粗略的印象：一个是竖排繁体，而且遇到诸如引文文本卷数的那些数字，一律都是汉文大写的壹、贰、捌等的数目字；二是凡有论述，必有多方的引证，然后出以“寅恪案”的案语。这种地方，当然是小处，不足道。但是后来有关寅恪先生的东西读得多了，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本来文化”的感情是极深的，即使是一般人觉得不足道的竖排的版式和繁体文字，都是看得极重。寅恪先生生前对于出版社和家属曾有郑重的叮嘱，自己的著作如要出版，竖排繁体是基本条件。寅恪先生的这一份文化感情，大部分的人们都能理解，但也有个别的出版者却有“触碰文化老人这一自订的文化底线”的冒险情绪，非“反其道而行之”不可。由我不广的见闻，前有一二十年前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化名人学术随笔丛书中的寅恪先生一册，出以横排简体，家属抗议，后续才未见重印；最近几年寅恪先生著作版权到了期限，成为公版书，又有一家出版社有了“冒险”的冲动，出了整套橫排简体的寅恪先生全集，家属当然仍是大不以为然，而真正爱读寅恪先生书的人们，也依然视上海古籍版为寅恪先生著作的通行标准版本。

先祖父的那一册《寒柳堂集》，引动了我后续购买了这一套文集的大部分其他书册，只缺少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蒋天枢先生编订的那一册寅恪先生的编年事辑。后来随时留心，买到了《隋唐制度》的民国重庆商务版的旧版以及编年事辑的重订本，算是“补齐”了。

所有这些里头，觉得最可郑重的仍是那册《寒柳堂集》，一方面是先祖父留下的书，一方面，它也是我得以结缘寅恪先生高文大章的起头啊。每一次翻开《寒柳堂集》，首先看到的就是《论再生缘》。这一篇考据文章的考据功力，记得曾经引发了郭沫若先生的“竞赛心”。他认为寅恪先生是一位老派的学者，却能够注意弹词这样的民间通俗作品，而且能够在这样的民间文艺中调动引申出有清时期有才情的女性的史料，平等地看待女性的才能，体现出广博的史学眼界和研究的功夫。沫若先生甚至借用了当时“赶英超美”式的时代用语，号召新一代的历史工作者制订几个“五年计划”，在资料的占有上赶超陈寅恪。如今回看这样的“豪言壮语”，对于沫若先生只能报以“受时代限制”的叹息，对于寅恪先生却是更为钦佩了。

我对文史，虽是热爱，却不过是“门外”。寅恪先生那些精彩的文史考据，本人何敢赞一辞。只这《论再生缘》一篇，本人能够记熟的也不过开头的一小节，述及寅恪先生于弹词的一段因缘，其文曰：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寅恪先生忆己之文，在其文集中并不多见，所以这一段文字更是可贵。他由弹词述及了自己的早年、中岁和晚境，拈出“繁复冗长”之中的“从容含玩”之趣之境、俗讲中广涉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之可贵以及晚岁回顾一生历程的身世之感，让人深有慨叹。作为史家的寅恪先生，亦是出色的诗家。寅恪先生一向倡导“理解之同情”与“诗史互证”，从这里一处小地方，亦能看出来由，可谓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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