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日记本，锁在抽屉里，更像是一本隐秘的家族史，我每次避开他翻阅，都有回望父辈一代人艰辛劳作历史的感伤。

日记是从1972年开始记录的。那时的父亲18岁，高中即将毕业，父辈皆为农民，他当然没有希望继续上大学，所以他的日记本里，一边激情昂扬地写着标语口号似的  《论人生理想》，告诫身边同学，应该为国家前程而努力奋斗，一边很务实地记录着如何栽培倭瓜的技术。想来那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有些不甘的吧，那本日记，还是学校给予他这样一个 “文艺宣传战士”的奖品，他又热爱文字，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可即便如此，他也逃不掉回乡务农的命运。那时的奶奶，有些怕事，看出父亲思想动荡起伏，被村长找去谈话，便趁他没有注意，将他最喜欢的  《聊斋志异》和其他书籍，都全部扔到炉灶下烧光。大约，这样的一把大火，将父亲还向往着外面世界的心，给彻底地烧为灰烬。所以此后父亲的日记本里，除了一些自娱自乐创作的歌曲、小说、散文，便再也没有了高谈阔论式的人生理想。而关于栽培农作物的脚踏实地的文字，开始在父亲兼做日记、摘抄本、记账本等多项功能的笔记本里，频频地出现。

那个时候的父亲，还没有结婚，所以在劳作之外，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文字倾诉。他写村子里编起席来双手灵动如飞的年轻嫂嫂，用满腔的热情记录着乡村的变化，评价电影 《卖花姑娘》和 《英雄儿女》。

在与母亲结婚以前，父亲不停地在乡村寻找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本里不只是记录庄稼的种植，还有编织柳条筐的技术，治病救人的药方。这样三个不同的谋生技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在我们兄妹三个相继出生以后，他需要做一些别的小生意，才能供我们读书。可是，他依然尽职尽责地做着一个农民，在应该上交公粮的时候，带上我去交公粮。我整个的年少时光，似乎都植满了坐在板车上由父亲拉着去粮库的记忆。粮库里人总是很多，父亲夹在长长的队伍里，与乡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待，间或给我一个卖完粮食买一包油条的明亮许诺。那时的父亲，相比起结婚前，已经慢慢沉淀下来，开始接纳自己成为农民的事实。编筐，打针，则不过是换取更好一些生活的副业而已。

父亲的日记本里，还记录着一些讨债者，和他被人欠下的柳筐的费用。我能够记得起一个与父亲一样瘦弱的男人，每逢过年，便携了铺盖卷来到我家，不声不响地等父亲给钱。他从来不跟父母吵闹，自顾自地在我们做好了饭时，拿来凳子和碗筷闷头吃饭，而在夜晚来临时，又在厢房里打好地铺，倒头睡觉。而我的父亲，也与他一样，在年关到来时，卷了铺盖去别家讨债，常常这个讨债的男人熬不住走了，父亲还奔波在一家家讨债的路上。除了欠下的钱，父亲也一笔一笔地存钱，每一笔最多不过一千，最少甚至一百，都是银行定期，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是一个农民对安全感的存储，他用这样的方式，与生活讲和。

至于在村子里做赤脚医生，养殖蘑菇，去山西采煤淘金，做煎饼，捉蟋蟀，在父亲的人生中，不过是一些小的波浪，它们时不时地就跃起，给予父亲生活的激情，但却最终落下潮头，回复至平静的农民生活。他的日记本，因此丰富多彩，有对各类疑难病症治疗方法的记录和研究，蘑菇对光照水分的需求标准，在山西挖煤分文没有挣到，但回乡途中依然花费几元钱洗澡理发的简单记载，还有摊煎饼时，每家每户所欠粮食的记录。曾经，在我读小学时，因为他的手表被人偷去，母亲与他大吵一架，气愤之下，他悄无声息地买火车票去了武汉，投奔远方亲戚，并试图在那里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而不知他的去向的母亲，则焦虑地四处找人算卦，打探他的消息。父亲在一个月后，才肯写信。而那封信，也是亲戚代笔。我记得不识字的母亲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信，让我和姐姐读给她听，因为字迹潦草，我们读得磕磕绊绊，招来母亲一通责骂，她用呵斥我们白白读书的方式和流泪倾诉内心的悲伤。一个月后的深夜，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新买的橘子，剥给我和姐姐吃。而日夜期盼父亲平安归来的母亲，则假装睡着，在卧室里无声地哭泣。那几斤橘子的价钱，在父亲的日记本里，被准确记录下来，只是这橘子背后的故事，他却只字未提，犹如，它们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

几年后借助一个去园林所打工的机缘，父亲进入了县城，帮人疏通下水道挣钱。那时我已读了大学，父亲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一个每月40元租金的破旧小院里。记得刚刚搬进去时，母亲看着裂了一条大缝的墙壁，伤心地哭了，是父亲买来石灰水泥，将那些破败的地方，一点点地修补起来，又在泥泞的院子里铺了一条红砖的小路，还换了一个好看的铁门，让这个收破烂的人都不想租住的院子，现出一点朴实的生机。我们在这个县城的角落里，一住便是五年，而父亲的日记本里，也记录了五年来每一笔疏通下水道的收入，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它们水滴一样，汇成一桶一桶带着房檐上泥沙的水，并最终积攒到买下一栋二层小产权楼房的钱，让我们一家，自此真正地在县城里可以挺直了腰杆驻足。

那个时候的父亲，几乎不再看书，也不写日记了。偶尔，他闲下来，会打开一些收购来的废书报纸，看到一些心灵鸡汤类的人生格言，就摘抄几句。窗外的雨沿着长了青苔的房檐滴滴答答地落下，我在远方的大学里开始写作，弟弟正在茫然地为高考而念书，母亲沉沉睡去，那台破旧的电视一到雨天便发潮看不到图像，父亲就这样在寂寞中打开日记本，记账，并写下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没有人与他交流，即便是母亲，也不曾真正地理解过他。生活从那些关于国家、革命的激情思考，彻底地成为简单的数字和账簿。他或许忘记了曾经喜欢四大名著的文学时光，忘记了去山西武汉打工淘金的理想，忘记了他还买过流行歌曲的书，自己制作过笛子，会吹奏歌曲。他甚至为了省钱和身体，很坚决地戒掉了烟酒。他是新闻联播忠实的观众，真诚地喜欢着每一部CCTV-1播出的可以慰藉他夜晚孤独的电视剧，并认真地向我推荐。他的脾气，因为生活境况的慢慢好转，和疏通下水道的一技之长，及始终不曾丢掉的土地这一最后的 “养老保险”，而慢慢变得和缓，不再似昔日那样有一触即燃的暴怒。

而父亲依然将一本一本的日记，像存折和他的口琴一样，仔细地锁在抽屉里，就像锁住一个家中所有人都不会告知的秘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曾经翻看过那些日记，我们彼此永远不会交流这些私密的话题。我想这样的记录，只属于他的内心。我只能这样看着他在无事可做的傍晚，提着马扎，拿着小小的收音机，像许多退休了的老头，在县城一角的余晖里，投入地看一些不相识的闲人，下一盘不计输赢的象棋。

我知道那个时候的父亲，他已经不再关心曾经写下的日记。

作者：安宁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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