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出版的“周越然作品系列”《文史杂录》里有一篇《帽不离头的文豪》，讲的是法朗士。文中提到，记录法朗士言行的书居然出过好多种：“法郎士的轶事，讲述者共有五人：(一)白乐生　(即他的书记)，(二)　葛师鲁(Gsell)，(三)赛谷(Segur)，(四)高飞克(Goffic)，(五)商革时(Shanks)。最后者——商革时——是美国大学教授，生平没有面过法氏，但是他的著作倒是顶好，顶完美。”

老辈闻见之广，令人倾服。这五位里，我只读过前面三位的著作。第一位白乐生，即白罗松，施康强先生译过他的《法朗士私记》，收入“海豚书馆”丛书。第二位葛师鲁，他的　《法朗士语录》，我有法文版。第三位赛谷，先是写了本《法朗士谈话集》，后来又出过一本《法朗士谈话二集》，后者我读的是英译本，改题　《法朗士识见录》(The Opinions ofAnatole France)。

赛谷在序言里着意讲，法朗士对世道人心一直抱悲观态度，马齿渐增，而悲观情绪益甚。但赛谷觉得，法朗士的悲观，理据充足，目光深远。《法朗士识见录》里有一节，叫“进步之缺陷”，便很能反映法朗士思想的这种色彩。

那是1919年7月的一天下午，法朗士对赛谷讲道：“我们不必厚责进步。再说，谁敢啊？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的，因为我热爱光，即便光线强到有摧毁力量的地步。”但是，他说，现在他能理解勒南对下一代人的那种疑虑了。勒南认为，无知肤浅，正在威胁世界的未来。勒南人到暮年，看出一种普遍的堕落使得人类文明趋于澌灭并非毫无可能。“他是言过其实了。我呢，可能也有些言过其实。然而，我们没法不留意到一律化、平均化、以高就低这一令人极度不安的进程。这就是进步的轧路机干的好事。进步，尤其是咱们的这种进步，也就是在生命中讲求实际的一面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这种进步，绝非没有缺陷可言。我们谁都得去适应它，我们谁都在适应它，但牺牲不小、代价很大。物质进步。说到底，意义何在？它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平均化，没有必要再奋斗了，结果呢——记好我的话——就是人的个性的丧失。你建造出强有力的火车，总不可能什么代价都不付出吧。到最后，它就把你的生命碾灭了。将来，哲学家要来衡估我们这个时代，不管是吃惊还是不吃惊——假如他们目光短浅，就会吃惊；假如他们洞悉人性的幽微起伏，就不会吃惊——都会发现，19世纪的进步的诸多组成部分，也就是技术的、科学的部分，有一种令我们变得粗野的趋向。就算没拉低我们的精神水准，至少，也使我们的精神变得粗俗了。我们见证了报纸的胜利，见证了电的胜利，但我们也看到，相应地，人文教育在衰落。我们忽视了人文，我们把劲儿都用到制造机器上去了，却忘了化育一个个的人。”

法朗士感慨甚深地说：“进步的傀儡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现在我们倒成了它的奴隶了。就像歌德笔下学魔法的学徒，我们有本事让舞蹈开始，却不晓得让它停下来的咒语。我们为自己的文明骄傲得有些膨胀了———这一目无神佛、毫不崇信、没有灵魂的文明，它没能在它所取代的那些文明之上增益哪怕一点点根本的真知———我们就这么走向前去，无知而又自负，走向一个不抱敬意、不讲次序、不顾道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