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起，陆续收到从岩波书店寄来的吉川幸次郎著、兴膳宏编《杜甫诗注》，到2016年整整十册，相当壮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　《越王楼歌》　里的“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杜甫诗注》第十册)，而对这部大书的编著者产生敬意。

在吉川幸次郎看来，以注释的方式向自己崇敬的诗人表达心意，是中国一种重要的学术传统。他尊杜甫为“唯一的诗人”，念大学时读杨伦的《杜诗镜铨》，很快就能背下一百首杜诗。二战期间，他和大山定一等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读杜会”，共同研读沈德潜的《杜诗偶评》，1944年发表了他第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樱桃》。战争结束后，他以为日本的状况就好比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写“国破山河在”，心有戚戚焉，从1947年起，便在京都大学开始讲“杜甫研究”专题课，1950年出版了《杜甫私记》第一卷。他认为杜甫的诗，从30岁以后一直到去世，始终都在变化，读杜诗，应该要知道杜甫的行踪，于是将杜诗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杜甫44岁以前，主要在长安生活的阶段，其次是他遭遇安史之乱，开始流浪生涯，直至48岁前的阶段，再次是他55岁前，在成都过着短暂的平静生活阶段，最后是他离开成都，漂泊于夔州(奉节)及鄂、湘，至59岁去世的阶段。《杜甫私记》第一卷写的是第一阶段，安史之乱前，杜甫作为诗人崭露头角。1965年，在结束了繁忙的教学和公务之后，他才又接着发表《杜甫私记》的续编，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拟定翻译和注释全部杜诗的计划。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出版全部杜诗的，当时只有铃木虎雄的　《杜少陵诗集》(1928-1931年)　与查赫　(Erwin von Zach)的德译本(1952年)，2016年又有了宇文所安的《杜甫诗》英译本。吉川认为铃木虎雄受仇兆鳌《杜诗详注》的影响较大，他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1967年退休后，便全力以赴地在他的书斋“笺杜室”里完成二十册《杜甫诗注》的计划。他还同田中谦二、福永光司、川胜义雄牵头召集了一个“大读杜会”，同时与京大一些研究生又组成了一个“小读杜会”，定期讲读杜诗，在大小两个读杜会上，都是由他拿出自己的译注稿作为讨论的文本。

1977年，《杜甫诗注》第一册“书生之歌上”由筑摩书房出版，到1983年，陆续出版的还有第二册“书生之歌下”、第三册“乱离之歌”、第四册“行在所之歌、归省之歌”、第五册“侍从职　(左拾遗)之歌”，囊括了杜甫47岁前的作品，但吉川幸次郎却在1980年罹患癌症去世，二十册的出版计划便搁置下来，一晃就过了二十多年。2008年前后，参加过“小读杜会”的吉川的学生兴膳宏也从京都大学退休，又从京都博物馆馆长任上退职，筑摩书房原来的编辑大西宽抱了吉川的遗稿来给他看。当年，是吉川先用毛笔写在特制的和纸上，经大西誊写一过，交给内田文夫去核对征引文献，然后再请作者释疑并最后定稿的。兴膳宏说他看到尚未出版的第六至第八册原稿，很多都已经吉川幸次郎过目，便不忍心耗费了这么多人心血的《杜甫诗注》，就这样半途而废、压在箱底，于是在2009年出版了《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以后，下决心接手这些遗稿，给以整理和补充，使它们“复活”。这样才有了岩波书店在五年之内顺利出版的《杜甫诗注》十册。

岩波书店版《杜甫诗注》的第一至第四册，大体遵从筑摩书房版的原貌，只是在词语注释方面，有兴膳宏做的一些补充。第五册原来就是在吉川去世后，由小南一郎等整理出版的，为了保存著者遗稿的原貌，筑摩版故意留下不少空白，而这一次的岩波版，则由兴膳宏给以补充完善。第六册至第八册都是兴膳宏在吉川未定稿的基础上增补修订的，增补大约占了原稿的四分之一。吉川的遗稿中，第九、第十册所存都不多，第九册尤其少，其中翻译和注释基本上都是由兴膳宏来完成。自2012年起，兴膳宏也发起了一个“读杜新会”，来定期讨论这些译注稿。他为《杜甫诗注》做的增补修订，在岩波版中也都有标记。

正如《杜甫诗注》前五册，新增的第六至第十册也都有各自的标题，分别是“教育长(华州司功参军)之歌”、“甘肃之歌(上、下)”、“成都之歌(上、下)”，表明该册所收杜诗大概写于什么时期。吉川幸次郎认为要真正读懂杜诗，首先要了解杜甫的生平和时代，所以，《杜甫诗注》虽然是选择了《宋本杜工部集》(《续古逸丛书》本)为底本，却因考虑到编年和诗体这两个因素，又和底本的排序不完全一致。例如第一册“书生之歌”(上)选的是杜甫44岁前写的古诗，第二册“书生之歌(下)”选的是他同时所写律诗，这就和底本的卷次不同。各卷中的诗，也主要是依时间排序，并非全照底本。而这也可以说是《杜甫诗注》的第一个特点。

《杜甫诗注》第一册有吉川幸次郎撰写的《总序》，除此之外，每一册还有“提要”和“后记”(仅第三册缺)。提要交代该册的内容，包括所收杜诗的写作时间及时代状况、所用底本等，例如第一册就介绍杜甫是一个“倒霉书生”。提要至第五册都是吉川幸次郎所写，第六册以后为兴膳宏撰写。后记则一律为兴膳宏所写，交代每一册的编纂情况。正文由杜诗本文、训读、翻译、解题、注释、双声叠韵这几部分构成。解题主要介绍与该诗相关的背景、版本(含历代注释情况)，与萧涤非主编的《杜甫诗集校注》(2014年)相比照，也可见它有自己的特点。例如第一册所收天宝三载的《赠李白》，就不同于萧本题解的简明扼要，而是增加了很多细节，像引“最近出版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又像说此时李白44岁、杜甫33岁，杜甫在诗中称韦济“韦左丞”、高适“高三十五书记”，都是加官衔，只有对李白称“白”，表达友情更加直白，而杜甫一生中写到李白的诗也大约有八首。这些信息，对普通的日本读者应该都非常有用。

在注释方面，《杜甫诗注》　也很有特点。吉川幸次郎认为杜诗有“诗史”之称，是因为诗人对自己的时代极为敏锐，通过杜诗，也可以看到唐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此，在例如上述《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的注释中，他除了说明“东都”即陪都洛阳，还介绍长安到洛阳的距离相当于东京到名古屋，洛阳在唐开元年间有1183093人、194746户，并有十公里左右的四方城墙，有宫殿及103个坊巷。而在注释“机巧”的时候，他则是引了《文选》所收江淹《拟张绰诗》的“胸中去机巧”并李善注中提到的《庄子·天地》篇“抱瓮灌畦”的故事，同时引李白写给道士元丹丘的“长剑复归来，相逢洛阳陌。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烦。迷津觉路失，托势随风翻”，说明李白如何厌倦了洛阳充满机巧的生活。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杜甫诗注》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强调杜诗与《文选》的联系。吉川幸次郎认为杜诗在风格上迥异于　《文选》，不过《文选》却是杜诗重要的“营养源”，这是因为杜甫的老师李邕正是《文选》注作者李善的儿子，李邕也曾协助他父亲为《文选》做注，因此可以想象杜甫对《文选》非常熟悉，从他在写给儿子生日的诗里还要求儿子“熟精文选理”，也可见他对《文选》相当重视，而基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和兴膳宏也都特别注意杜诗对《文选》中诗文语词的袭用。

《杜甫诗注》的注释与传统的训诂有所不同，重点不在字词，吉川幸次郎认为字词只在字典里，并不存在于实际的话语，因此他的注释往往是以句为单位，相当于串讲，更注重对诗句的理解。而为了让普通日本读者都能够欣赏杜诗，在注释和日本传统的训读之外，他还加了对杜诗的现代日本语翻译。吉川幸次郎说他自己受中国学界影响，总是力求用文学的语言去写学术文章，兴膳宏也说他这位老师的文风极具特色，体现在译注中，也可谓“吉川节(调)”，滔滔不绝。而在《杜甫诗注》刚刚面世时，日本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便称赞它“不光体现了学术积累，其畅达明快的文字，也表现了日本文学传统在现代的复活”。因此可以说虽然《杜甫诗注》采用的是传统的注释方式，但骨子里面却有很强的现代学术精神。

2012年，为了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岩波书店首先推出《杜甫诗注》第一册并刊出前八册的广告，广告中说等到第一期十册刊行后，将会发布第二期的预告，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年，兴膳宏就摔伤了颈椎神经，手脚麻痹，在医院躺了大半年，到今天仍在艰苦的康复训练中。2015年，我在京都旁听过几次“读杜新会”，在往往连续三四个小时的讨论中，听他一字一句读他自己打字印出来的译注稿，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他是在拼尽全力的印象。2016年第十册出版，恰逢他80岁寿辰，祝寿会上他告诉大家，他将从第十一册起，把杜甫离开成都后写的诗再一点一点做下去。与兴膳宏在京大共事过十八年的川合康三说他很佩服这位老学长的一点，是他肯下力气，将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的遗稿收集整理出版，前有铃木虎雄的　《骈文史序说》《小川环树著作集》、福永光司的《庄子》，后有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诗注》。也许兴膳宏身上真的有一种精神，即强烈的责任感或者我们平常说的义，使他要刻苦完成吉川幸次郎最初设想的二十册《杜甫诗注》的庞大计划，而这种责任感，在当今社会已经是越来越难得见到。